荐读|往来皆文学,此外岂有它——张燕玲印象
2022-09-11 生活

2005年福建冠豸山,与李敬泽、南帆、施战军、郜元宝、阎晶明、吴俊在《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联合主办的一年一度“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此论坛持续了十余年。受访者供图

郜元宝

张燕玲大学高我两届,最初结缘文学乃是写诗,担任过广西师范学院(后改为广西师范大学)诗社和文学社首任社长。张燕玲并非天生为人作嫁干编辑的命,即使后来以“张主编”之名行世,也从未放弃诗性散文的写作,更未停止评论,这有她多本创作集和评论研究集为证。只是主编的名声太大,多少冲淡了她作为散文家和评论家的身影。

推动她走向文学编辑和文学组织之路的关键,是1987年开始在《广西文学》和《南方文坛》长达十年的兼职。如果说张燕玲投身文学、爱好创作是顺应时势,那么1996年正式调入广西文联,很快将濒临停刊的《南方文坛》全面改版,却是逆势而为。

上世纪90年代末,人们在中国具体语境中看清“新时期文学”高潮已退,“失去轰动效应”也成共识。当时就有学者急切地宣布“后新时期”的降临。商品经济大潮铺天盖地席卷每一个角落。尽管也有“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美好愿景和诸多实际操作,但往往只见经济,少见文化。曾几何时,文化团体、文学杂志是否“养起来”或任其自生自灭的争论也逐渐停歇,各地文学刊物纷纷“下海”,名刊转型或停办,新刊昙花一现,已属司空见惯。

主打评论的报刊更觉凄凉。或者如《当代文艺思潮》,早就在意识形态博弈中寿终正寝。或者如《当代文艺探索》《批评家》《文学世界》《艺术广角》《文艺批评》《作家报》《文论报》等,跳完各自的天鹅舞,便悄然谢幕。只剩下《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屈指可数的几家评论刊物,使劲浑身解数,命悬一线,苦苦挣扎。

吊诡的是一方面文学专业的报刊锐减,上世纪80年代积累的批评资源不得不纷纷涌向尚未成熟的新媒介,如一些旋生旋灭的报纸副刊,或主要为出版造势的作品研讨会,因此难免在客观上招来“批评缺席”“批评失语”的责难。但另一方面,除了上世纪80年代剩余的批评资源,上世纪90年代“学院批评”迅速崛起,许多年轻的批评家需要合宜的阵地一显身手,“缺席”“失语”云云,对他们委实不公。

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张燕玲及其同事在文化主管部门支持下,毅然将名不见经传的《广西文艺评论》改刊为《南方文坛》,犹如一匹黑马闯入世纪之交的文坛,顶着12年之久(1996-2008)没有办刊经费的经济压力,在很少文化资本积累的窘境中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居然很快就蹿升为足以和《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硕果仅存的文学评论名刊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的一份新刊乃至大刊。

《南方文坛》最亮眼也是张燕玲最得意的举措,无疑是改刊第二年设置的头条新栏目“今日批评家”。一期一人,至今已有140名从60后到85后的“青年批评家”陆续亮相,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

我总是后知后觉,并未见证张燕玲起步阶段的艰难。直到《南方文坛》1997年改刊后第6期,才发表了一篇《说出“复杂性”——谈<踌躇的季节>及其他》。当时只是听闻广西有一份新刊,没太在意。但不久就接到尚未谋面的主编热情大方且不由分说的电话,硬生生被她排进1998年第3期“今日批评家”专栏。前两期推出的南帆、陈晓明跨在50后与60后之间,我是60后第一位,自然倍感荣幸,但主要还是觉得这或许不失为一种尝试,却未必能够持久,况且一时也看不出有何新意。按代际更迭为文学把脉的方法早就从创作界波及批评界,但我对此一向持保留态度。

当时林建法大哥也有些困惑:怎么《当代作家评论》培养的批评家们都跑去《南方文坛》了?但他困惑之余,仍很笃定,认为“今日批评家”只是集体亮相而已。一直搞下去,会有什么意义呢?

慢慢大家发现,“今日批评家”和《当代作家评论》等其他刊物早就开设的“批评家小辑”之类,还是有所不同。“小辑”通常只关注名家,“今日批评家”一上来就从60后抓起。前者可谓选优拔萃,不惜论资排辈,后者则是奖掖后进,不怕拔苗助长。“小辑”只汇集某位名家某一专题的一两篇重要文章,“今日批评家”则不仅要求作者们拿出得意之作,前面还要配一篇“我的批评观”,再后缀一篇同行的印象记。这就不是单纯的“小辑”,而更加强调批评的自觉,以及基于这种自觉的对话与交流。动感顿时就出来了。

《南方文坛》包括“今日批评家”在内的其他栏目,话题也更宽广。只要不偏离文学太远,谈什么都行。坚持文学批评的常态操作,也鼓励出位之思。

以我个人为例,最初发表的《90年代中国文学之一瞥》《未完成的交响乐——<活动变人形>的两个世界》《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还中规中矩,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慢慢就不受限制了。《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创作”和“议论”——反思“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一个角度》讨论怎样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鲁迅与当代中国的语言问题》《现代中国文学语言论争的五个阶段》《文学是借助文字来发挥语言奥妙的艺术》是新文学与汉语变革的互动研究,《二周文章》《知堂喜雨而鲁迅恶雨》《“某君昆仲”及其他》则完全属于鲁迅研究。后来只有《身份转换与概念变迁——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漫议》《“要贴着人物写”》等少数几篇,才勉强又回归当代文学研究。

感谢燕玲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自由发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相信别的作者也是如此。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这都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这样一种宽松自在的状态中,批评者才能大胆探索,并在探索中不断反省,确立“行动的美学”最适合的位置。

还是说回“今日批评家”吧,这实在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说别的,光邀请组织140位青年批评家写稿,主编就必须做足功课,摸清他们的批评实践的历史曲折与方法取径,而这就需要投入惊人的时间与精力。

《南方文坛》并不只有“今日批评家”一个栏目。燕玲非常重视老中青结合,举凡现当代文学研究各年龄段的代表人物都是《南方文坛》的常客。惟其如此,整个版面才显得富于层次感,内容也相对显得更加充实。

作为一本以批评为主导的综合性刊物,如此设计自己的栏目和版面,决不仅仅是追求信息丰盛,让人打开刊物就感到琳琅满目,而是竭力打开批评的空间,拓展批评的疆域,好叫每一个批评者在更大的空间确立适合自己的位置。比如,可以让那些从众声喧哗的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批评家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批评必须具备必要的历史深度,而非仅仅面对新人新作发表刺激-反应式的直接评说。直接评说的批评固然有自在、敞开、鲜活的优势,却往往因为缺乏历史框架的衬托而显得单薄浅显。另一方面,如果每时每刻都从历史的和学术的立场出发看待新的文学现象,固然显得厚重、谨慎、老成,却很容易失去直接说出阅读印象的那种亲切、真切、轻快与爽快,失去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直接相遇时才能爆发的灵感火花。

作为“行动的美学”,批评往往就在思想文化的既成历史与奥秘尚未打开因而充满更多可能性的当下批评现场之间,不断地往返移动,调整自己的位置和视角,选择自己的态度、话语和发力的角度。一旦获得这种自觉,不同代际、学养、身份和操弄不同方法与话语的批评实践就更能知己知彼,坦然地互相对话,互相借鉴,也坦然地选择或置身前沿或甘居幕后的适合自己的站位。而让批评获得这种自觉,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兼容并包的发表与交流的平台,让每一个批评者在不断拓展又不断调试的批评空间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大概就是《南方文坛》的功德所在吧。

论到“行动的美学”的“行动”,不能不说到跟张燕玲有关的那些热火朝天的文学活动。

有的主编喜欢深居简出,坐镇编辑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燕玲愿意四处奔走,她说身处边地必须出击,只为了文学。她不仅马不停蹄不辞劳苦参加各种文学活动,还一个接一个组织文学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她跟《人民文学》合作十几年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后改为“主题峰会”),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办的一年一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已成功举办11届),此外还有《南方文坛》自己的“年度优秀论文奖”。她自己劳心劳力四处奔走,更带动大家一起走出书斋,以文会友,获得文学生活所必需的节奏与动感。许多选题、议题和灵感正由此而来。

张燕玲举办这些全国性文学活动,固然是为了扩大《南方文坛》稿源,提升《南方文坛》影响力,但如果这些活动的“溢出效应”惠及兄弟刊物,她也乐见其成。那年在福建冠豸山由她操办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我们谈到一个选题,不知为何,文章写出之后竟投给了《当代作家评论》,对此她只是乐呵呵地一笑了之。类似的“事故”后来还一再发生,她顶多也只是善意地揶揄两句,并以此作为约下一篇文章的最好理由。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要支持李国平(《小说评论》原主编),支持王双龙(《文艺争鸣》主编),支持杨青(《当代文坛》主编)。她还说,“我绝不跟林建法抢文章”。

印象中只有一次,她似乎有些“霸道”。我正在某地参加一项文学评奖,忽然接到她电话,说你们几个机票已改签,务必几号几时之前赶回上海。原来“今日批评家”专栏每人一篇“我的批评观”终于编辑成册,要在“思南读书会”举行一场新书发布,几个作者代表不能缺席。破例的一次“霸道”,还是为了“今日批评家”。

人是应该时常筹算,怎样才能不虚此生?但如果一直筹算着,患得患失,裹足不前,那也枉费心力。那些看准道路便毫不吝啬地慷慨付出忘我工作的实干家,令人钦佩,也叫人羡慕。他们的慷慨看似浪费,却是对生命最好的筹算,最大的肯定。

张燕玲就是中国文坛这样的实干家。她用最宝贵的二三十年经营《南方文坛》杂志,心无旁骛,矢志不移。她的人生轨迹再次证明,施比受更为有福。

张燕玲和《南方文坛》是慷慨的,但我自愧不能报以同样的慷慨。精力不济,文章越写越艰难,需要穿透力与爆发力的当代文学批评更是日渐其少。那次冠豸山会议,燕玲创造机会,让我和麦家、艾伟开始了长久的友谊。但答应他们两位的评论文章,至今八字还没一撇。燕玲也让我结识了不少文学桂军中的佼佼者,但写完《“野马镇”消息——李约热小说札记》之后,我就难以为继,只能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来自我解嘲。

近几年来不管她如何催稿,我总是硬着心肠用软功夫顶回去。我知道她只是用习惯性催稿对老朋友表达一份关心与鼓励。《南方文坛》不缺稿件。一代又一代批评家正在茁壮成长。

回想跟燕玲相交相识二十多年,所有的细节无不指向文学这一个中心。往来皆文学,此外岂有它。再过一两年燕玲就要退休,我的评论小店也要打烊。何其幸哉,我将与张主编共进退也。

那么就再次祝福中国文学,我们也彼此祝福吧。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郜元宝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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