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梅樑

《出塞书》是一部由广西作家梁晓阳创作的新疆题材长篇小说，也是他为“父辈”和“我辈”真实的出塞经历所创造的记忆载体。五十多年前，有一名女子在广西遭逢了失败的婚姻后毅然决然远走新疆，在异乡重组了一个六口之家；五十多年后，有一名广西男子惨遭恋人抛弃幸得一新疆女子垂青，在陪同她返疆的探亲之旅中踏上了十年漫漫出塞路。这名男子就是梁晓阳在小说中的化身梁小羊，他的妻子阿依就是五十多年前流浪新疆的广西女子的后代。一代往事，两地乡书，汇聚成了《出塞书》的上部《新疆往事》和下部《十年转场》。

“我的故事啊，讲起来，跟一匹布那样长”——这是阿依的母亲吕冰莹在全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句子。大起大落的家族前史，由南至北的颠沛流离，往事如波在她缓慢而笃定的讲述中汩汩流出。当年，地主家庭出身的吕冰莹正处于时代的漩涡之中，在经历了双亲直接或者间接死于日本人手中以及自己被卖给别家当养女的不幸经历后，她流转于两广地区的亲人手中长大成人，还评上了“优秀高中毕业生”。怎料公职被人顶替，爱人也因为她未曾生育而选择和她分道扬镳，孑然一身的她决定离开南方去投奔早已逃至新疆寻找活路的亲友，命运的拐点就出现在了这时——她在相对安稳的广大边地上热火朝天地干起了开荒运动。马场、林场广播里放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标语上写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建设美好边疆”，让国家支边人员和当地少数民族一道拥有了自食其力的底气和豪气。命运的坎坷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交织到一起，再现为《新疆往事》里以梁小羊岳母的历史活动辐射开去的民间记忆。

那么梁晓阳作为故人旧事的观察者和记录人，他又如何使这些庞大的民间记忆呈现在大家面前呢？从选材层面看，他倾向于从小处着眼，不厌其烦地将各人各处的听闻、梦境、信件、善意的谎言、隐秘家史和饮食起居等纳入主要的表现对象之中，突出了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个体的声音。以阿依一家讲述上世纪70年代入住十月公社为例，北大科技人才贾玉生在被下放到伊犁农场，成了阿依的中学英语老师，阿依记忆中的他总是对上门求教的学生“像对待成年客人一样端茶倒水，讲问题也很耐心”；相较之下，贾老师的妻子却鲜少人情味，善良的阿依母亲却因做了一个关于她的奇异梦境放心不下，及时前去看望，果真救下了独自病倒在床前的她；公社里的大人开工了就捎上生石灰和生鸡蛋，为的是在路上加水煨熟了给跟着上工的娃娃填饱肚子；大院里发生了摩擦被邻居赌气搬来划清界限的带刺树枝，在阿依母亲主动求和后被她认出是野生枸杞树而留了下来，年年结出甜滋滋的果实给大伙采摘。

壮阔的时代风云和特殊的地方境遇更像是作为舞台背景，梁晓阳用“聚光灯”打下之处，是那些被宏大历史忽略的小人物的沉浮，观众细细品味他们本色的演出，就能在他们苦中作乐的生活图景中处处感受到人性质朴的光辉。从叙述层面看，面对大量的私人过往如何进行文学化剪裁及其与现下时空的灵活切换，作者选择了最忠实也是最接地气的形式，在书中再现他们亲口讲述大段回忆的情景。从作者关心的凡人琐事出发，应该承认本书出现的众多讲述者造成了一些往事的冗余；但作者书写他们的自叙并非平面单调，而是根据各人性格设计了个性化的语调。如阿依的言说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常常率直无遮拦称呼自己在外广得人心的医生父亲其实很“窝囊”，作者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总是安排她“讲”出那些富有喜剧感的故事——马场里专搞破坏的野猫群不仅惹得南方老乡用土话直骂“死发瘟，死发瘟！”往事经作者多角度的审视和挖掘（“他开始为我们讲述一个经过他渲染的故事”“我从阿依那里听到了另外一种讲述”），并以朴素又不乏修饰的切换方式（如写全家人去祭拜逝者时，由眼前之景言及回忆所用的过渡语“那些往事像坟前跳跃的烛火一般，再次闪腾跳出”）得以重新排列组合，《出塞书》的民间记忆书写由此也获得了高度艺术性的还原。

民间记忆作为梁晓阳创作《出塞书》的直接触媒，又成为了小说显性的书写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梁晓阳大笔再一挥，写下了将近上部三倍篇幅的下部——《十年转场》。在这里，梁小羊自称是一名为追求独特的题材和与众不同的作品而年年回到新疆的南方边地文人，他在层层剥开自己十年如一日的“出塞”背后的人生隐痛时，也坦陈着要在新疆“建立自己的文学故乡”的抱负以及他对南方故乡的复杂感情。一方面，他一心想写出与这片土地完全“不隔”的风土文字——雪峰神圣，戈壁狂野，马群壮阔，林湖静谧；随着他融入当地一块儿喝酒吃肉、骑马踏月，他写新疆的作品也多次被当地作家误以为是出自本地人之手。在他踏上长途的西行列车那一刻，年少时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大漠情结和“一场来自天山的爱情”的文学想象通通被唤醒。

新疆拯救了阿依一家，阿依又挽救了小羊的爱情，小羊女儿的降生和文学的开花结果也与这片充满人情味儿的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怎不心怀向往与感激地深情刻画如同无私的母亲一样的新疆呢？另一方面，南方作为他无法选择的出生地和存续的世俗根基，却让他患上了“南方恐惧综合征”，这虽然跟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他却因家境贫寒难以在家乡收获美满的爱情和事业有关，小城湿热难耐的季候、暴躁的民风与常见的城市乱象也日渐成为困囿身心的一重重枷锁，逼得他不时想要挣脱出来去过像游牧民族一样不停“转场”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里，小羊都走在父亲给他指明的“光宗耀祖，济助乡邻”的光明大道上——从事稳定的公职，而重男轻女的老家族人却带着孙子来到小羊家门前就地拉尿嘲笑他家只有一个女儿的境况，不承想小羊夫妻为了宝贝女儿的来临早已历经了多年隐疾的治疗——“人生啊，告诉我，什么才是我的人生啊——”人生的苦难与理想的超脱就这样鞭策着他如同朝圣一般无数次独自行走在“出塞”的苦旅之上，使得他笔下的北宁故乡和新疆伊犁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写典型的南方小城时采用犀利写实的笔法，写美丽神圣的新疆则多用雅致的书面语。

由此，我们发现了《出塞书》的另一种创作特质——“文学还乡”。在文学理想烛照下，梁晓阳通过汲取有着“塞外江南”美称的新疆伊犁的精神资源，不断进行着精神还乡的写作，而他对于这种在世俗看来是“背井离乡”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在书中，他借梁小羊之口道出了新疆给他的精神疗愈召唤着他写出一部“关于出塞的大书”，并通过一次次离疆时的自问“我这是离家，还是回家啊？”来确证对于新疆这一精神家园的认同。面对父亲对他盲目出塞行为的责备——“分星（一分钱）冇（没）剩落，都放在车轱辘上了！”他开始定义自己是一名“‘悖论’的执行者”——“比如，我一直以来讨厌南方，现在我喜欢上了这片西部的自然。但我不得不在南方这座小城徘徊，甚至，我要赞美她，维护她，因为这里是我出生成长的家”。实际上，这种地域文化与作家作品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绝大多数人的创作，邱华栋就在《没有“故乡”的人》中这样形容它们的联系，“不仅我的‘故乡’在跟着我走，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文学的‘故乡’。我的文学‘故乡’，就是我此刻所在之处”。尽管走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哪儿就像哪儿的创作更倾向于一种理想化的形态，但梁晓阳在《出塞书》中对于文学故乡的追认仍属于一种典型的精神还乡写作。

最后我们要说，经历了这场长达十五年的跨地域写作，梁晓阳也在对话历史和实现理想的征途中极大地改造了自己身为南方作家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出塞书》将新疆与广西塑造成两个对立的世界是作家独特的南方主体性在持续起作用。可以说，小城的楼房有多逼仄，创作者在经过由南至西的大跨越后释放的精神力量就有多强烈；在为了能写出融入新疆生命的风土文字有多努力，在运用南方的视野和南方的语言来还原这段十五年的出塞历程就有多自觉。“每当这片流溢着历代诗人才华和将士胆气的大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那种南方边地小文人的心就会受到很大的撞击，已经不止一次了，每到这里我就有一种怀古的惆怅，随之而起一种立言的豪迈”；又如作者在全书范围内大量使用广西的方言土语，不仅写活了南方人的形象和心理，还流露出语言背后根深蒂固的南方思维，如“灵醒”“绵绵饭”，甚至于像“死发瘟”“废柴”等地方訾语的用法也代表了当地特有的文化内涵。对于这种既不同于新疆作家又有别于广西文人的文学特性，在书中被主人公梁小羊概括为“南北混血”的特质，在书外则有力地指向了这两年文学研究界开始讨论的地域性写作概念——“新南方写作”。也许读者们还停留在对江浙一带那群闪耀文坛的南方作家的深刻印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极具先锋意识，苏童、格非、余华和毕飞宇就是南方写作的代表；而“新南方”写作群则多集中于“南方以南”的临海地区，如两广、福建、港澳乃至海南与南洋，林白、东西、朱山坡、林森以及梁晓阳的创作都可以划入此类。从目前的创作实绩来看，他们正在从以故乡为背景的本土写作中突围出来，踏雪飞沙，穿江过海，等着被更广大的世界所认知。

（梁晓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玉林市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散文集《文学中年》和长篇小说《出塞书》等多部，其中30万字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获首届三毛散文奖。长篇小说《出塞书》于 2019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获好评。

本文作者唐梅樑：青年评论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唐梅樑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