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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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其实也就是我自己的阅读史。这本书包括了我写的书评和综述，最早的书评可以追溯到1985年，最近的一篇是2022年，时间跨度达37年。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本书是在阅读上所呈现的我的学术道路和思考的轨迹。

“历史的微声”是受到美国印裔历史学家瑞那吉特·古哈（Ranajit Guha）“small voice of history”的启发，也是本书第三部分的题名。过去的历史写作，几乎都集中在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知识精英等，我们只见到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而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广大民众却消失了。那么去找到历史的微声，就变得十分重要。

研究民众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去发现他们的声音。历史学家要为民众写史，就必须听到他们的真实声音。也就是说，虽然正史中没有他们的记载，但是他们仍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微弱的声音，经常是若隐若现、似有似无，这就有待历史学家从各种文献中，甚至文学中，以各种方法，通过不懈的努力，去还原历史，去寻找民众在历史上的踪迹。

这里“历史的微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这本书里，我阐发了对历史的思考，总结了对阅读史学著作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如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书籍的心得。这本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是我想表达的一种“历史的微声”。

在这本书中，除了“微声”，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故事”。“故事”从中文的字面意思来说，就是“过去的事情”，或者“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在相当的意义上，就是“历史”。从英语“history”这个词的构成，我们也可以看到story是主体，这是否在告诉我们“历史”和“故事”的逻辑联系和深层含义呢？

对于“历史”这个词，我认为也有两种含义，就是说有两种历史。第一种历史，就是过去的一切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永远不复返，永远不能完整地再现。而第二种历史，其实就是“讲故事”，就是讲人类的过去，讲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过去，知道从哪里来，才会明白要到哪里去。

我认为，所谓讲好自己的故事，并不是说仅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优秀的方面，辉煌的过去，或者标榜自己的成功。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成功和经验，但是也同时有挫折和教训。因此，讲好故事，应该是两方面的，讲成功的故事，可以激励后人；讲失败的故事，说明自己有反思，还可以给后人留下教训去吸取。

因此，我们说讲故事，也可以就是写历史，就是要讲出真实、令人信服、富于思考、勇敢自省的故事，写出不扭曲、不浮躁、不虚夸、不粉饰的历史来。

阅读，就是学习别人怎样讲故事，或者观察别人的故事是否讲得高明。我的观察方法是：读了一本书，是否让我学到新东西，是否眼睛一亮，是否有启发，是否增加我的知识，以及作者是否有独立思考，是否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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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学生或者读者问我，什么是最好的治学方法？我总是说，虽然学者的治学方法各有不同，但是我个人强调：阅读，阅读，还是阅读。没有对前人研究的深入了解，是不会有好的学术研究的。

本书这些文章，也算是我追寻讲故事的方法，主要针对西方的中国故事讲述，以批判的精神提出一些思考。我认为，任何好的故事和历史研究，必须是有思想、有方法、有观点、有资料、有分析、有讨论。而对现有的学术研究的阅读和思考，便是历史认识能够深入的基础，是提高思辨和批判能力的必要条件。

我曾经明确表示过，不赞同有的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方法，要学生入学之后，先读一年史料再找导师谈以后的研究方向。我个人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了。在民国时期，的确有大师把这个方法作为培养年轻学者的入门途径，但这是根据当时学术研究的情况而制定的。首先，当时用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成果很少，可以借鉴的东西不多；其次，因为民国时期学者对资料的掌握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在数字化之前，历史学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以至于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大学上本科时，便有老师认为，研究一个历史课题，如果资料收集齐了，就完成了课题的70%了。

但是，随着资料的找寻越来越方便，特别是数字化以后，对于许多课题来说，资料的收集比过去要容易得多，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改变。毫不夸张地说，过去可能要花一年才能收集到的资料，现在可能不需要花一天。过去，如果你掌握了别人所没有的资料，你就可能成为这个课题的权威。但是现在以资料取胜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少。

随着资料收集的便捷，学术研究的差异，就主要体现在对资料的解读深度、观点的新颖、论证的严密、表述的清楚、写作的技巧等方面，以及了解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思考怎样与有关学术研究进行对话，还有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论，也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在研究生的培养问题上，我自来主张先认真阅读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先在理论、方法、写作、分析、思考等方面进行培养。这样学生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对所需要研究的课题以及路径和方法都心中有数，少走了弯路。如果让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就一头扎在资料中，很容易就迷失方向，浪费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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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入的书评，主要是评论英文世界的研究成果。并不是我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不重要，而是学术环境的因素使然。首先是中国学术杂志没有像西方学术杂志那样的固定发书评的做法，所以其实对中国的学术书进行评论的机会很少；二是在2015年到澳门大学之前，自己主要在英文世界发表成果，所以首先是关注英文的学术著作。在本书收入的书评中，也有若干是评论日文的学术书。这是因为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要使用不少的日文文献。当读到一些非常好的日文著作的时候，感到有必要让英文世界的学者了解这些日文成果。不过，在2015年我到澳门大学以后，我关于中文的书推荐和评论相对多一些了。

其实，有时候接到学术杂志关于书评的请求时（在西方，学术杂志一般不接受书评的投稿，而是直接邀请有关专家撰写书评），还是很矛盾的，因为工作和写作的安排已经很满了，而写一篇书评，其实是非常花时间的。首先得抽时间读书，而且书评在大学评价体系中，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加之这个写作，也是在自己的研究计划之外的。如果要答应杂志的约稿，就必须放下正在进行的写作。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仍然会同意杂志的邀请，这是出于如下的考虑。第一，是因为对这本书的研究课题感兴趣，可以利用写书评的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个课题，也就是带着兴趣来阅读的；第二，由于教学、行政事务、研究和写作，专门用来读新出版的学术著作的时间很少，但是由于要写书评，这样可以逼迫自己读书；第三，撰写书评也是和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有效途径；第四，我把写作书评，也看作是专业服务的一个部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我写的书评，了解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第五，总是寻找一切机会，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别人的研究在不同的程度上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我总是对新书怀有很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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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读书就是自我塑造”是我的读书史，将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的读书的经历，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介绍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读书与我的思想、学术观点的形成有怎样的关系。并和读者交流我怎样读书，读了一些什么书，读书的历程和方法，对一些书的思考和简要评述。

第二部分“进化、故事和认识自我”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主要包括给《人类进化史》和《人之上升》两本书所写的书评和翻译的后记。

第三部分“历史的微声”主要讨论历史与故事的关系，包括对《奶酪与蛆虫》的书评，讨论欧洲中世纪的社会、非虚构历史写作，以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另外，我曾经连续两年担任《深港书评》十大非虚构好书的导师，对获奖书目都有一个综合评论，也一并收录在这个部分里。

第四部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提出要把中国放到世界历史中去考察，评述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其中第一篇是我2020年受《历史研究》杂志之邀，所写的一篇新文化史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写过四篇英文的学术综述，分别包括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和中美关系，我把这些论文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三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本书收入了中美关系一篇。关于城市和大众文化的两篇，因为已经收进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一书，为避免重复，本书没有将它们编入。有一篇删节版发在《光明日报》上，这里收进了全文（即本部分的第三篇）。

第五部分“历史的中时段”观察历史的视野的宏大和日常问题，收入了阅读西方名著对我历史思考的启发，包括对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救世》和《红雨》两本书的书评，以及一篇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名著来探讨清王朝覆没的原因。

第六部分“20年不能磨一剑”主要评论了我认识的两位美国历史学前辈，他们花了20年以上完成的两部获奖著作，即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满与汉》和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的《自贡商人》。

第七部分“历史的断想”汇集了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最近所写的英文书评。这些书评主要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国历史学前沿》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评论》（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等学术杂志上。

上述这些文章收入本书时，标题普遍进行了调整，以统一体例和突出观点，但是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注明了第一次发表的有关信息。而第一部分“读书就是自我塑造”和最后一部分“代结语：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都是专门为本书所撰写的，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

（《历史的微声》，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出版。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是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袍哥》《那间街角的茶铺》等，两次获得美国城市历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并获得首届“吕梁文学奖”、单向街图书奖、中国会党史研究会最佳著作奖等多个图书奖。）

王笛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