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古籍善本是数千年中华文明流传存续至今的一个重要载体和见证。所以对于古籍善本的研究，就是研究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图书馆是全国古籍善本收藏重镇，馆藏5700余万册（件）中外文献中，古籍共150余万册，其中善本2.5万余种，约17万册，如此规模的收藏令全国许多公立图书馆艳羡不已。而基于丰富的古籍善本馆藏，上图近年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古籍善本的重要性，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整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沈从文博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古籍善本作为重要文化载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古籍善本大致可分为写本、稿本、抄本、校本、刻本、活字印本等几大类。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古籍善本作为重要文化载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所说的中国古籍，大致上是指产生于1912年之前的文献典籍。“善本”一词则产生于宋代，本来是指文字准确、内容完整的书籍版本。“今天所说的古籍善本，则是指古籍中文物价值、文献价值较高的本子，尤其以文物价值高低为主要判别标准。”沈从文说。

中华文明悠悠数千载不曾中断，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数量巨大。这些古籍善本大致可分为写本、稿本、抄本、校本、刻本、活字印本等几大类。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都是抄写而成。版本学上一般将宋代及宋以前抄写的书籍称为“写本”。

唐宋时期，印刷术从发明到逐渐普及，原来流传的书籍写本大多遭到忽视、毁弃。很长时间里，传世的唐宋之前的写本数量甚至少于同时期存世的书画。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上图馆藏的敦煌写本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明确年代题记、写经生落款、收藏者题记的品种比例颇高。其中就包括上图馆藏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古籍善本——北魏写本《维摩诘经》。此本卷末有题记：“神龟元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神龟元年”即公元518年，这在目前存世的所有敦煌写本中是年代较早的一种。业内素有“纸千年，绢八百”之说，也就是说，纸的寿命到千年已是极限。而北魏写本《维摩诘经》能够留存至今，应该是与敦煌藏经洞所在地区干燥的气候有很大关系。但是这部1600年“高寿”的写本能够经历战乱和掠夺，留存在上海图书馆，向国人讲述中华文明的辉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整理研究部副研究馆员沈从文博士。

至于版本学上的“稿本”，不仅指作者本人亲笔书写的手稿，也包括作者请他人据原稿抄写、再亲笔修改的修改稿本，以及定稿后请人誊抄的清稿本。还有一种修改稿本则是作者完成初稿后，先刻印成书，经同行学者指正或本人事后推敲，再在刻本上修改，如清代乾嘉学派大家王引之的代表作《经义述闻》，上图馆藏有不分卷的初刻本，书中有王引之本人的批校修改，也应该视为稿本。

此外，“影抄本”也是抄本中文献价值较高的一类，一般是用薄而透明的纸覆在原本上，按原本样式将文字以至版框、栏线等影描下来，其精美者如明末藏书家、出版家毛晋汲古阁影抄宋本，可谓“下真迹一等”，号称“毛抄”。上海图书馆馆藏汲古阁影宋抄本《极玄集》就是“毛抄”的代表。

“校本”则是指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学者、藏书家手书批校的稿抄本或刻本，其版本价值高低主要取决于批校者的水准。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刻本中，宋元刻本近700种，为馆藏精华所在，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不少为传世孤本或现存最早刻本。    

古籍善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上海图书馆更是全国古籍善本收藏重镇，因此上图也可谓中华文明的保存地之一。

上海图书馆古籍收藏的主要来源，一是政府调拨，二是各方捐赠，三是自行采购。1952年7月，上海图书馆正式开馆，当时藏书已达70余万册，其中有多位藏书家或其后人捐赠的大批图书文献，如金山姚光（石子）后人捐献藏书48000余册，其中抄校本300余种；柳亚子捐献藏于吴江黎里旧宅的藏书44000余册，信札400余通等。

开馆之后，上海图书馆通过接收调拨及捐赠图书，自行采购、征集等方式，藏书数量持续增长，内涵与特色日渐丰富。1958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原明复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原鸿英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四馆统一。上海图书馆藏书总量至此达到320万册，成为国内馆藏文献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在这几家图书馆中，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尤具特色。20世纪30年代末，日寇入侵，留居上海“孤岛”的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李宣龚等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为保存中国古典文献典籍，各自捐献藏书，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聘请顾廷龙先生主持馆务。十余年间，合众图书馆接受各方捐赠，同时积极搜集文献，编辑出版《合众图书馆丛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到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收藏工作继续推进。如1980年，晚清名臣张佩纶之孙张子美先生捐赠结一庐旧藏古籍善本450种，其中包括62种宋元刻本。

2013年初，张氏后人又捐赠张佩纶藏往来尺牍近5000通，以及著作、日记等稿本多种。2000年，由清末帝师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先生珍藏多年，包括多种宋元精椠、名家钞校的常熟翁氏藏书80种从美国回归，入藏上图；2016年，翁万戈先生藏翁同龢日记稿本、档案也入藏上图，翁同龢长兄翁同书后人翁铭庆、翁以钧先生也向上图捐赠转让了翁氏旧藏古籍、档案等文献。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刻本中，宋元刻本近700种，为馆藏精华所在，数量居全国第二。其中不少为传世孤本或现存最早刻本。

  这一代青年古籍研究者  

   有了更多工具也有更高要求

几千年来，中国人对著书立说有一种特有的敬畏和情愫，这也反映了国人对文化保存的重视。上图对古籍善本的发掘和研究是持续而深入的，近年在“故纸堆”中，研究人员又有许多重大发现，从中，中华文明闪现出夺目的光辉。近年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过程中，上图历史文献、典藏中心等部门在系统清点整理馆藏未编古籍时，先后发现了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元刻本《书集传辑录纂注》、稿本《二十四史月日考》等古籍善本，可谓“意外之喜”。

现在，这一代青年古籍研究者，还在不懈地从那些几百上千年的故纸堆里寻找着中华文明的印迹。沈从文说，作为青年一代研究者，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身处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获取资料远比前人方便。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至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等国内外古籍收藏大馆所藏古籍善本，不少都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全书影像。这为新时代的古籍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对古籍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编辑:马鈜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