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talk|导演徐俊:脚下有文学土壤,心中藏创作骨血
2023-02-23 文体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冷梅/文 常鑫/图、视频

2023年新年第一天,徐俊导演在公众号上分享了经历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两载近百场巡演后的感受,“我常同演员们说,我们何其幸运,脚下有深厚的文学土壤,内里有坚实的创作骨血,幕后有可以赴汤蹈火的工作团队,周围有良师益友的良策提点。你们站在聚光灯下,观众在看你们,也在审视你们背后一部戏剧的品格、一个团队的品格、一个行业的品格,乃至一个民族的品格。”

《赵氏孤儿》成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现象级”的范本,源于徐俊多年来对“创作骨血”的坚守。新剧《哈姆雷特》即将启航,他再次挑战世界戏剧文学的又一座高峰,寄希它能在每一个时代的心灵之海上激起风浪。

日前,徐俊导演做客青年报·青春上海访谈栏目上海文化talk,他说,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上海文艺工作者对戏剧的“热爱”,对舞台的“真诚”。唯此二者,才是戏剧绵延的力量和底气,才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长久的纽带。

 ◇ 用中国故事接通当代观众 ◇ 

青年报:《赵氏孤儿》经过几轮巡演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徐俊:经过全国两轮巡演,《赵氏孤儿》已经达到了87场(截至采访时间),本轮收官是91场,观众超过10万。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在观众当中建立起了对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信心,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也是我最渴望的。我看到观众对一部音乐剧的那种热情,尤其是演出最后《生命光芒》这首歌响起,全场起立一起欢呼。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非常感动。我也看到了中国原创音乐剧迎来了这样一天,因为以往我在国外看戏,最后观众对一部剧的致敬,全场站起来一起欢呼,那时,我心里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自己的原创音乐剧也能这样。幸运的是,这一幕我在《赵氏孤儿》中看到了。作为创作者,我们也建立了自己对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自信。而且还有很多年轻观众,通过观看《赵氏孤儿》,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有很多孩子的毕业论文就写了《赵氏孤儿》;我也看到了一些学者,带着年轻人,带着家人走进剧场,一些年轻人带着父母走进我们的剧场。全年龄段的观众在关注中国原创音乐剧,这个收获,是我非常渴望的。

青年报:毋庸置疑,《赵氏孤儿》是依托于中国文化的经典文本,放在当下的语体环境,有何现实意义?

徐俊:伏尔泰说过,“通过《赵氏孤儿》,我看到了中国精神。”确实我认为《赵氏孤儿》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的样子,这部剧中反映了中国人敢于与黑暗作斗争,能够舍生取义,不怕牺牲,这种大义大爱大善在《赵氏孤儿》中得以充分体现。这部剧有它的历史,有当今,也有未来。这是中国人骨子里边的东西,当观众看到这种崇高感,看到这种精神时都会被感动。我在想,一部剧确实应该有一种崇高的内容在。当它把泪水和爱给予观众时,一定会有所感动。我想,《赵氏孤儿》这个古老的故事能够在今天和当代的观众接通,精神内核是最重要的。

青年报:在你的创作过程中,始终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对你而言,有什么好的方式能通过舞台,让中华文化的异彩以现代步调走入当代观众的视野?

徐俊:这就是现代性的注入。当时做这部剧时,我就提出了“现代性注入”的理念,其实,文本已经通过詹姆斯·芬顿他的提炼和改编注入了现代性的思考,他找到了一个未曾发现的角落,这个角落里蕴藏着当代的人文关照和一些哲理,还有关于人性的思考。文本的现代性理念中,我们还需要现代的视觉,现代的审美,同时还能彰显中国写意美学的精神。我们在舞台设计、舞美服化、灯光、音乐等方面都融入了这种现代性,通过写意美学高度还原了舞台的假定性,同时达成一种氛围渲染,凸显戏剧的张力。在艺术呈现上,让这个古老的故事与当代观众没有距离感。

 ◇ 坚守“戏剧的品格” ◇ 

青年报:你和演员讲,“我们何其幸运,脚下有深厚的文学土壤,内里有坚实的创作骨血,进而才有了一部戏剧的品格”。你所说的“戏剧的品格”需要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徐俊:我认为离不开四个要素。首先,我认为一部戏剧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思想性,思想就是灵魂,如果一部戏剧其思想性不是那么明确,不是那么鲜明,不是那么突出,它给到观众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我很注重这种思想性。其二,是文学性,现在很多戏剧作品文学性的丢失,我认为非常可惜。《赵氏孤儿》为什么我请了金圣华和彭镜禧两位大家来做翻译,我们希望既能有詹姆斯·芬顿这种诗性的美感,还能有我们中国本身的诗韵,充分体现它的文学价值。所以我在排练和演出时非常苛刻,我要求我的演员一句台词都不能说错,在排练时,我就开始要求一直到演出,所以后来演员自然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不会说错台词,就是说我不能让他有一种随意性。像舞台上有些碎词儿,有一些对思想内容或者文字表达不那么严谨的话,就会丢失了这种文学性。

第三个要素是人物的命运。一部戏剧作品,如果人物没有命运,是非常空洞的,它没有说服力,没有情感,打动不了观众。第四个要素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非常精彩的情节,有了这些悬念,有了一种跌宕起伏的情节刺激到观众,使得观众能够专心致志来看你的故事。所以我认为一部兼具“戏剧品格”的作品离不开这四个要素。

青年报:如何做到让演员和剧作一起共同成长?

徐俊:前面说到《赵氏孤儿》的收获,其实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和演员。《赵氏孤儿》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信心从哪里来?正是出于我和我们的演员之间建立了彼此的信任。我有一个习惯,是到排练厅前我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我不会拿演员来做“实验”,那是浪费时间。我需要非常清楚地告诉演员场面怎么调度,在场面的调度中,我让他们对角色有自己的认识,也有他们的发挥。导演又像是他们的一面镜子,我要让他们看到自己,告诉他们此刻的表演状态如何,告诉他们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一来一回,相互给予之间就建立了信任。我们的剧组也像一个大家庭,大家相互磨合,相互刺激,便出现了一种化学反应。经历3年,几乎没有演员掉队的,大家台上台下彼此关照,共同成长。

青年报:你之前的导演作品《永远的尹雪艳》《大商海》《犹太人在上海》均为上海题材。作为上海本土导演,你眼中的海派文化具有哪些特质? 

徐俊:每个城市每个地域都有它的文化基因,有它的文脉。上海也不例外,对我来说,上海题材的挖掘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永远的尹雪艳》,我说动白先勇老师,对他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启用上海话。当时,他立马眼睛一亮,认为用上海话表达,就成功了一半。因为语言也是我们的文化特质,是地域的象征。如果不使用方言,可能完全达不到这种意蕴,体会不到语言的魅力。反过来说,我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使用上海话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要完成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就要重新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说,那时的上海话和现在有着很大区别,通过一部作品我们也能感受整个城市的历史发展,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像《犹太人在上海》又是独一无二的题材,这段历史记载了上海曾经的光荣和伟大。因为在“二战”时,唯独上海接纳了2万多的犹太人,它充分体现在这场正义和邪恶的搏斗当中,上海人民选择了正义,这个题材又是我的第一部音乐剧,因此它的意义非凡。我一直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通过一部电影让全世界知道了《辛德勒的名单》,我也希望通过《犹太人在上海》,也能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上海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又能表现我们的善良,两个民族之间的相濡以沫。我想海派文化就是对上海城市精神的一种表达,以后我还会做下去的。

 ◇ 再攀戏剧文学的新高峰 ◇ 

青年报:说到一个亘古不变的生命主题:to be or not to be?展望你的新作原创音乐剧《哈姆雷特》,你所期许的答案是什么?

徐俊:我第一次发在朋友圈里就写了一行字:向另一个世界戏剧文学高峰攀登,我认为《赵氏孤儿》是中国戏剧文学的一座高峰,《哈姆雷特》更是世界性的,它的难度更高。 丘吉尔说,“如果让你只能拿一样东西离开地球,你会拿什么?”他会带着《哈姆雷特》,带着莎士比亚。所以我相信它的伟大就在这儿,我得小心翼翼,我得把原著吃透,谈不上去超越或者说颠覆,不能有这种行为和想法。我只有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把他的原著精神通过音乐剧完整体现出来,我想就已经不错了。

生存还是毁灭?我认为它就是我们的人生。对我来说,它应该就是一种人生的况味,关于生命的终极思考。于我而言,就像思考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出路一样,你该如何做?你让这个“舶来品”的艺术样式,在中国的土壤里怎么样存活?不仅是让它存活,而且让它能够茁壮成长,这是一个“生”的命题;但如果我们急功近利,只追求眼前的效益,一味单纯复制中文版,这时候就会面临“死”的可能性。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这就是我应该进行的思考,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答案也许就不同。这是一个无穷无尽,具有宇宙观的命题,它就像一个爆裂的黑洞,让人们不断去思考这个命题。

青年报:作为中国导演如何解读这个世界经典?存在哪些优势或劣势?

徐俊:我认为我们的优势是距离,这种距离可以让它不在一个常规底下出牌,我们的劣势也是距离,不像《赵氏孤儿》是中国自己的故事,在一些人文思考和历史文脉上,我们能够掌握得住。《哈姆雷特》有它的复杂性,包括哲学层面的思考,人性的思考,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背景,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可以说,《哈姆雷特》就是一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宇宙观”,它真的很难把控,当然也正是如此,它才深深吸引我们去创作。

青年报:一直坚持中国原创戏剧的使命感是什么?

徐俊:我认为艺术的真谛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从事艺术的人,其价值就在于每一分钟的创造,每一部作品都是创造,它不是那种复刻,所以中国原创音乐剧,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原创,哪怕是失败,不要紧,因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就是宝贵的。当然在我们创作的过程中,它也有代价,要付出很多,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我们又为何而做呢?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从事音乐剧的创作者,哪怕是主创、演员,都应该抓紧时间,都应该大家抱团,要把自己生命的意义,还有把自己宝贵的时间都放到中国原创音乐剧上来。我在“构建中国导演体系”的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中国原创音乐剧要建立起我们的民族特质,需要具有我们自己的审美体系和文化特质,这样才能走得长远,走得健康。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冷梅/文 常鑫/图、视频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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