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红

我还在村里放鹅的年纪，就经常听大人讲一个人，小时候如何调皮，长大后参军，还是新兵就到广西边境打仗，几年后又到云南老山前线参战，而且是侦察兵。故事的主人就是徐贵祥，因为沾亲带故，我应该喊他哥哥，所以对他很好奇。

我正读小学时，有年春节前后，街坊邻里疯传着他的消息。家乡人很为他骄傲，长辈说，这小子大难不死，没准有大出息。

又过了十几年，我也长大了，去北京读书、创业，在一次聚会上第一次见到同乡老哥徐贵祥，这才知道，老哥当了作家，当时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

认识后，联系便多了起来。那个时期，我也尝试着进行文学创作，写了稿子，发去请老哥指教，他丝毫没有端架子，得空就看，看了就点拨，大到作品立意、结构、人物关系设计，小到视角、句式、语言锤炼，徐老师诲学生不倦，使我受益良多。这样持续多年，我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寄给老哥，他极为高兴，并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2023年秋末冬初，安徽省文联组织“共饮长江水”采风活动，我也有幸参加。七八天的时间，辗转几千公里，同徐老师更近距离接触，目睹他在各种场合侃侃而谈，旁听他同韩再芬老师探讨传承、发展黄梅艺术的见解，领略他在“前言后记”书店门前即兴演讲的风采；在均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徐老师虚心向公司董事长吴友林请教，创业的经历、公司的前景、存在的困惑、拉链有没有军用价值等。

一周的采风，亲见徐老师爱学、爱问、爱观察，感觉如乘坐在一间能移动的教室中，我也悄悄记录下徐老师很多精彩的瞬间，包括他与安徽文联主席陈先发、安徽作协主席许春樵等老师关于发展安徽文学的设想、提议写一篇关于拉链公司的报告文学等……

机缘巧合的是，四十多天后，我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关领导委托，同哈尔滨文联一起组织“冰雪之约”活动，给徐老师打电话，请他帮忙联系几位作家，他当即答应，很快就约上了刘醒龙、乔叶、关仁山、李骏虎等茅奖、鲁奖得主。他在见面会上说，“在哈尔滨最冷的时候、最热的时候、最忙的时候、最美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哈尔滨，既体验了哈尔滨室外的冷，也感受到哈尔滨人内心的热。冰雪给哈尔滨披上了银装素裹的外衣，文学为哈尔滨丰富了诗情画意的内涵”。

在哈尔滨文联组织的座谈会上，徐老师深情地回顾了一段往事，当年在前线写作，屡次遭到退稿的时候，是哈尔滨的《小说林》杂志首次刊发了他的中篇小说《征服》，使得他对文学创作重新燃起了自信。他几乎能背出时任主编赵润华女士写给他的信。他说，他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到哈尔滨的。

在黑龙江文学馆，他真诚地赞扬了黑龙江的文学成就，分别之际，他向黑龙江作协主席迟子建老师建议说，文学馆很好，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有一条，各个分馆要注意特色，在形式上要有创新，所有的板块都要有自己的面孔，不能大同小异……

前往冰雪大世界之前，考虑徐老师年纪较大，担心他吃不消，他大手一挥说，你们能够吃得消，我为什么就吃不消？去，让我跟你们一起打雪仗，接着便抓起一把雪，轻盈地在雪地里跑了起来。就在那天晚上，他和几位老师，站在冰天雪地里，居然每人都豪饮了一瓶雪花啤酒。

活动结束后，鲁奖得主陈仓试探性地问徐老师，能不能专访他？他虽然特别忙，还是爽快地答应了。陈仓又提出，请徐老师推荐一位大家，为他写一篇人物印象记。他哈哈一笑说，什么大家、小家的，让李元红写，我们是喝一口井的水长大的，她对我的印象是靠谱的。

接到两位老师的任务，自己有点受宠若惊，但又深感义不容辞。可是，真的拿起笔来，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毕竟我是一个文学新兵，他是一个文学大家，我对徐老师的认知，也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我在电话里向他坦陈我的顾虑，他爽朗一笑说，我给你支招，选择一个小切口，就从《老街书楼》写起，我的老街也是你的老街，我的书楼也是你的书楼，你应该可以写好。

就这样，接受了这项让我勉为其难的任务。此后，查阅了不少关于徐老师的资料，并找到徐老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散文《老街书楼》、发表在《安徽日报》上的创作谈《我的红楼和红楼一角》，以及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小说《老街书楼》，甚至还找到了徐老师的好友、安徽霍邱籍作家张子雨写的文章《和徐贵祥喝早酒》等。

实话说，为了写好这篇印象记，我确实做了不少功课，也对徐老师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获悉他已把散文《老街书楼》扩展成长篇小说，即将由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我的思乡之情又一次升温，那么，我就先从“老街”写起吧。

徐老师的老街，也是我的老街。不同的是，小时候除了上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放鹅，而徐老师的父亲是公社干部，他能和卫生院、信用社、食品站等单位的孩子混在一起、组成“公社小孩战斗队”，同“南头”和“北头”的孩子玩战争游戏。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野小子们精力旺盛，没少惹祸。徐老师作为孩子王之一，老街成了他南征北战的训练场，玩打仗的游戏时，划分对手，远交近攻，有模有样地分析敌情，搞情报，争夺势力，占地盘……这些游戏，为少年时代留下别样的美好回忆，所以，以后的几十年间，只要回乡，徐老师就会回到洪集老街，追忆似水年华。

如果说，洪集老街是徐老师的少年军校，那么，老街上的一座小楼则是他文学道路上的起点和早期根据地。我也隐约记得，洪集老街中心有一座红顶小楼，两层多高，只是不知道，小楼里面还装着那么多神奇的故事。

从资料上得知，徐老师小时候读过《茶花女》《基督山伯爵》《烈火金刚》《平原枪声》《安徒生童话》等作品，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它的左耳”――因为记不住作者长长的名字，他只记住了第一个字，而这个字他当时不认识，此后十几年终于找到了“它的左耳”，原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这个阅读经历和传奇，对于他而言，是耐人寻味的。

徐老师在一篇创作谈里讲过，老街是个实体，他的老街不仅是洪集老街，还有姚李老街——曾经的区政府所在地。徐老师的父亲曾经在洪集和姚李两个集镇工作，先后担任过姚李公社主任，洪集公社书记，姚李区副区长、人大主任，徐老师出生于姚李，成长于洪集，所以他说他的老街是两个老街。

至于书楼，徐老师说，确实有那么一座小楼，也确实有过“飞檐走壁”的经历，那些书也是真的。他说他记得，第一次“偷袭”成功之后，他和小伙伴们，不仅看到了那些书，还有一些字画、乐谱、中药处方等。

《老街书楼》这部小说有很大程度的自传性。曾经听徐老师说过，一个创作者，至少应该具备四种能力，观察力、想象力、鉴赏力和记忆力，而在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记忆力尤其重要，早期记忆，特别是童年记忆，经过岁月的洗礼，逐渐诗化，久忆成诗，久思成慧。

在小说《老街书楼》里，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记忆的魅力，老街已不是记忆中的老街，书楼也不再是记忆中的书楼，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真实性。事实上，徐老师的书楼也不是一座，除了洪集老街的那座小楼和姚李老街的文化站，还有河南省安阳市图书馆、新乡市图书馆……

在同徐老师的交往当中，深感他的人格魅力。他是性情中人，有了灵感，形成构思，会随时随地同身边的朋友交流，从中获取新的启发。曾经有朋友善意地提醒他，他的灵光一现往往很有价值，这样毫不保留地广而告之，会不会被人捷足先登？

徐老师会哈哈一笑说，“不会，我的构思如果真的被人拿走了，那他也写不过我，因为那个小说最终长成什么模样，只有我知道，他写他的，我写我的。换言之，万一那个人真的比我写得更好，那我也认了，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一个更好的作家、贡献给一个更好的作品，也算我对文学的一份贡献，何乐而不为啊！”

记得是在“共饮长江水”采风结束之后，从安徽马鞍山返回合肥的路上，聊天中，有人评价徐老师善良、正直、磊落，徐老师表情凝重地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也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很磊落的人，但是我善于伪装，假装很善良，假装很正直，假装很磊落。”

这段话，不仅让我深感意外，也感觉到大有深意。他对自己的解剖如此犀利、认识如此深刻、定位如此特别，坦诚露怯不是寻常之人能够做到的，这大约也是他能够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独树一帜、不断前行的秘诀之一吧。

那一路上，我一直坐在徐老师的后排，回味他的话语，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徐贵祥带着两万元人民币，到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参加抗震救灾，在一个灾后重建动员大会，救灾部队领导请他登台讲话。徐老师后来说：“看见下面几千双期待的眼睛，区区两万元怎么拿得出手啊，站在台上，脑子一热，冲口而出：灾后重建，重在人才，支援恢复教育，我捐二十万。讲完这话我就作难了，我是个穷人，从哪里弄这笔钱呢，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是装，我也得装成个有钱人……从台上下来之后，跟夫人商量了半个小时，夫人答应给我六万元，其余的钱是借来的，我是把钱打到广元教育基金会账户上之后才离开四川的。”

想起这件事情，我似乎明白了，徐老师的所谓“假装”，其实是理想和追求的文学表达。我对自己说，除了做人和写作，我还要向徐老师学一门功夫：假装，在人生和写作路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把自己假装成一位英雄、一条汉子，一直装下去，直到把自己装成自己想当的那个人。

李元红，安徽六安人，现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外联与发展主任，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公司价值管理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复大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沧浪归元》《岁月凝红》《半夏花开》。

李元红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