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新近揭晓的白玉兰戏剧艺术奖让人记住了俞果。这位生于1996年的上海越剧院青年徐（玉兰）派女小生，凭借《舞台姐妹》中对邢月红的成功塑造，一举夺得白玉奖新人主角奖。然而，获奖并没有打乱俞果的戏曲生活，她依然在自己的戏曲世界里孜孜以求，不存在任何懈怠。她告诉青年报记者，她找到了让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那个“热爱的点”，就是观众的反馈和自己演好戏的一份使命。既然这一点没有改变，那什么也不会变。

  ◆  感到很迷茫？找到坚持下去的那个“点”  ◆  

青年报：谈谈你的艺术经历吧。你是如何学的越剧？这里面有没有家族渊源？又是如何学的徐派小生？

俞果：我出生在杭州。杭州本身就是一个越音袅袅的城市。而带我的外公外婆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唱戏。记得小时候通常我在一旁的桌子上玩玩具，他们就在那里唱戏。有一天，他们教另外一个奶奶唱戏，反复教都没有学会，我在旁边突然唱出了这一句。大家都很吃惊，问我是怎么学会的，我说就是自己听会的。这时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在越剧上面有一点天分。

后来外公外婆就有意地培养我。他们买了很多越剧碟片，让我边看边学。我记得自己学的第一出戏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我家有个小九妹”。虽然里面是祝英台的唱腔，但她当时是女扮男装。我觉得自己日后唱女小生与这一唱段也挺有渊源的。外公外婆可能是看我唱得有模有样，给我订了一套小朋友的戏服。我就去参加各种比赛。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社区比赛，那时我人还没有舞台高，大人们就把我托举上台。唱的当然也是“我家有个小九妹”，唱完后评委可能还有点意犹未尽，就问我还会唱什么。我说还会唱《双珠凤·送花楼会》。那次比赛我还得了一个奖，获得一套床品四件套。从此以后，外公外婆更加想培养我这个兴趣爱好了。

后来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们举家搬到了上海。因为种种机缘巧合，上海越剧院的老师们关注到了我，我就到上海越剧院的“小花班”去学戏。这应该算是我学习越剧的启蒙之地。我们一家人那时都对越剧怀着浓郁的兴趣。我上“小花班”每周的周日是风雨无阻，除非我生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不然我外婆外公就会陪着我，早上练功，下午练唱练戏。可能是因为我“我家有个小九妹”这样的花旦戏唱得比较多，结果真正学唱戏的时候，就总是奶声奶气，捏着嗓子唱。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嗓子是放不开的。老师没少为我想办法，让我躺在地上唱，让我拎着水桶边跑圆场边唱，就是为了让我把声音发出来。

青年报：和老一辈相比，现在青年人的生活和戏曲其实已经比较远了。你在学戏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克服的？

俞果：后来入读上海戏曲学校这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那时“小花班”的老师们在考虑报考戏校的考生范围问题。外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接触大场面锻炼一下。结果没想到我很快就进入了复试。在复试的考场里就遇到了日后教我的著名徐派小生汪秀月老师。没想到最后在两三千人当中，我和二十几个小伙伴脱颖而出，考上了戏校。当时我只有小学四年级，12岁，在年龄上算是破格录取。在学习了一年基础之后，汪老师就来教我们唱腔，他可能发现我的嗓音条件比较适合唱徐派，所以日后她就把我留在自己的戏组，开始精心传授我徐派艺术。

在正式学戏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其实还是很多的。起初就是我说的嗓音打不开的问题。后来又开始变嗓。变嗓比较多的是男生，女生变嗓蛮少数，我就是其中极个别的。记得有一天下午汪老师让我唱《红楼梦·金玉良缘》的第一句起腔。我唱了一个下午都没有唱上去，一到高音就破音，我遇到了变嗓。汪老师很着急，因为我要参加那一年的“小梅花奖”评选，所唱的《红楼梦·哭灵》里有很多高音。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反复练习，嘴巴就没有停过，情绪也变得很差。后来还是老师们教我一些真假声结合的技巧，才帮我度过了这一瓶颈期，最后还如愿评上了“小梅花”。

对我来说，这些其实还是很小的困难。我在学艺道路上，我一直都在寻找热爱艺术的那个点。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像老师您说的，我们这一辈跟前辈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前辈都是怀着一腔热情去从事这个职业，他们把这个职业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热爱的那个点。这就是我们和老师们最大的差别所在，也是我在学艺过程中一直在苦苦找寻的。

没有找到这个点，就会感到很迷茫。尤其是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坚持的时候。我感到庆幸的是，戏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上海越剧院，当时越剧院特地为我们青年人成立了一个团，也就是现在的上越三团。在三团里，大家都是同龄人，有着一样经历，一样的困惑，大家也就一起去寻找答案。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古戏楼演《红楼梦》。在古戏楼版《红楼梦》里，我要把宝玉从小演到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压力很大。但是那次演出观众反馈很好，有观众看了后还会给我发微博的私信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越剧，觉得越剧非常美，下一次有机会再来看我。这时有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一种是演完一个角色的一生的那种酣畅淋漓，一种就是“原来你的演出也可以给别人带来那么多快乐”。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找到了毕业之后一直以来的那个大难题的答案。从此以后，在练功房里苦练，我都特别情愿。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做好一点点，那观众就会看得到，会有人因为你的表演而喜欢上越剧，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找到了那个“热爱的点”。

  ◆  戏曲是什么？演戏演人，演人演心  ◆  

青年报：你的老师钱惠丽是徐玉兰大师的嫡传弟子，你是徐派艺术的传人。说说老师在给你教戏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件事。

俞果：进入上海越剧院之后，就是钱惠丽老师带我了。目前我一共和她学了三出大戏《红楼梦》《西厢记》和《舞台姐妹》。有一次学《西厢记》，我看到钱老师1980年代的一个视频，发现那时剧中张君瑞的出场和现在不一样，他是快步走到台中，突然打开扇子一个亮相，现在则是徐徐展开扇子，然后一个小亮相。我当时觉得老版本的亮相好帅。然后就和钱老师谈起这件事。没想到钱老师就跟我说，如果你觉得那个亮相很帅，那你要不要改成老版本。我想了一会儿说，不要了，因为我觉得那样不符合人物塑造。钱老师听了很欣慰，她说，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来问你一下。那一刻我突然体悟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她就是来看看你对这个人物的见解是否跟她一样。在拍戏的过程中，她经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你先按照我这么做，如果你能想到比我这个更好的，我们就用你的。她不允许学生一直模仿她，她希望学生自己能够创造东西。

很多人问我，钱老师是不是很严厉的老师？我说其实不是，她严肃的时候，其实是她在思考之中。你问她一个问题，她不会马上回答你，她会去想，我要怎么样把你们每一个学生的所长都发挥出来，而不仅仅是模仿她而已。我觉得这是老师很难能可贵的一点。她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次我去参加“越美中华”的评选，在复试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没有自信，她就想尽办法给我打气，最后她还对我说，“你到底担心什么？难道你觉得这个比赛你比不上，我就不要你了吗？”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平时不会这么跟你说话的，但是在某一刻，她会突然给你一些由衷的鼓励。

青年报：前面说到，现在的青年人与传统戏曲其实是有天生的距离的。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戏曲氛围，让自己保持对戏曲的敏锐度？

俞果：我们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会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台上开关门的动作，那就可能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我们台上走几步路，那就是几百公里，我们袖子一遮，就知道那里飘过来了雨。这些东西都蕴含在我们的四功五法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平时的排演中不断练习。另外，我觉得一个演员也好，一个作家也好，任何跟艺术有关的行业的从业者，他一定都对生活保持着一颗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可以帮助你去捕捉到生活中很多细小的东西。

相对于昆曲来说，我们越剧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越剧表演的部分吸取了话剧等形式，所以对我们的表演来说，程式化的东西是有的，但它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去挖掘人物内心。就拿我这次在《舞台姐妹》中演的邢月红来说，她在舞台上是女小生演员，我也是女小生演员，我感觉和她距离很近，但突然一瞬间，我又觉得我们离得好远，因为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而我是生活在2024年的。其实在饰演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有很多困扰，但是越剧前辈刘觉老师在他自传里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启示。刘觉老师说，戏曲就是“演戏演人，演人演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要一直去挖掘人物的内心，去更贴近人物。

在生活中我一直让自己保持着这一份对戏曲的敏锐。比如我看剧，看到一个人表演得很好，我就会暂停，然后想一想如果是我演，我会怎么演，有时候我走在路上会突然唱起来，这就是一个戏曲演员的生活，因为确实应该曲不离口。我对生活一直抱着好奇心。有时候遇到一件事就像戏里演的一样，我就会想，如果把它写成剧本要怎么写。

  ◆  青年人的使命在哪里？首要任务是传承经典  ◆  

青年报：你这次凭借《舞台姐妹》获得了白玉兰奖新人奖。和你过去排演的剧目相比，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你又是如何解决的？

俞果：《舞台姐妹》里我演的邢月红，在舞台上是女小生，但是在生活中却是小女生。这种切换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老师经常问我，你不就是个女孩子吗，怎么觉得你在反串？我回答，我不知道生活中女生的形态要怎么去表现。在舞台上，我经常扮演传统戏曲中的男性角色，所以当我出现时，观众会默认我扮演的是一个男性角色。因此，当我要同时展现小女生形象时，挑战就很大了。

在演出的时候，我一开始总是将邢月红和贾宝玉混淆，因为两者年龄相仿，表现手法也偏向于可爱。但其实两人又截然不同，宝玉是古装戏里的叛逆小男生，而月红是一个从小受保护的小女生，这种表演上分寸感需要我去拿捏。随后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从小女生自然过渡到成熟女性？因为我是演了邢月红的一生，小女生我还会演，但是成熟女性我就有点掌握不好，毕竟缺乏生活体验的支撑。那段时间排练我很痛苦，因为我总是演得很悲情，但老师说这时候没有悲伤，只有失落。

我们这部作品能够获得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不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认可，更是对我们团队、对我们越剧院复排经典作品的肯定。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青年报：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白玉兰奖，会不会因为获奖而影响你平时的训练和排演生活？你觉得这次得奖对你最大的意义是在哪里？

俞果：在颁奖典礼结束后，我立即投入到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中。在这段时间里，我偶遇了院长，他询问我对获奖的感受，我坦诚地表示尚未习惯这份荣耀。实际上，我认为自己的转变开始于饰演邢月红之后，我选择专注于对角色的诠释以及展现我作为越剧演员的责任。获奖后，我的内心反而更加忐忑，期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因为奖项为我带来了更多关注与期望。这种被注视的感觉让我渴望展现最佳状态。

此后，我更加不敢懈怠每一次演出。记得在6月2日浦东的展演前，我在家中苦练唱功后仍感不足，便独自留在排练厅，从中午到傍晚。我反复观看前辈的视频，深受触动，泪眼婆娑中自我演绎，又通过老师的表演寻找新的情感共鸣，如此循环往复，内心充满了收获与充实。这种从经典中汲取新知的体验，是我所珍视的良性循环，也是我不断提升自我的动力。

如今，面对每场演出，我都全力以赴，生怕辜负观众的期望，尽管这些期望的具体内容我难以把握。令人欣慰的是，有观众在观看演出后反馈，认为我的表演更加细腻生动，这无疑是对我努力的最大肯定。我深知，人物的鲜活离不开时间的沉淀与个人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角色的深入思考。

青年报：青年演员肩负着传承戏曲、发展戏曲的重任。但是就如前面所言，环境已经不同了，你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戏曲演员，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体现时代感？

俞果：我倾向于将“青年演员”这一身份细分为“青年”与“演员”两部分来探讨。作为当代青年，我们理应心怀文化自信，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形态保持自豪感，尤其对中国文化更应如此，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身处上海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我们拥有诸多机会接触国际艺术前沿，比如通过国际艺术节等平台，无需远行即可领略众多优秀作品。各种展览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这是上海青年独有的优势。

谈及演员身份，文化自信同样不可或缺。当前，国家对文化振兴给予高度重视与支持，我们的创作环境相较于前辈艺术家们已显著改善。因此，作为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们更应专注于戏剧本身，深入钻研。上海越剧院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历代艺术家在此辛勤耕耘，留下了众多经典之作，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源和学习范本。

作为新一代青年演员，我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经典。在目前阶段，创新尚显遥远，上海越剧院这座艺术宝库中的经典剧目，正是我们汲取营养、打牢基础的源泉。通过精心排演这些经典剧目，我们方能实现真正的守正。同时，我坚信创新应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唯有基础扎实，我们的创新才能不逾矩、不偏离，从而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为大众所接受的作品。

我认为，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环境，作为青年戏曲传承者，我们应摒弃杂念，专注于提升自我，认真履行戏曲演员的职责，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视频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