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文 张驰/图

“科技成果转化和拔尖人才培养是高校最重要的两项创新供给，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坚实的基础和强劲的动力。当下，必须打通高校创新供给的这个‘任督二脉’，才能改变成果转化率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量双低的问题。”在今天（6日）下午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在审议发言时这样提及。特别是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丁奎岭强调，多一些争先的“比武场”，少一些内卷的“期末考”，要让学生在创新过程中自驱动成长。

▍ 让更多科技成果和拔尖人才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强大的供给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的道理，创新供给能力越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就会越坚实、动力就会越强劲。对高校来说，科技成果转化和拔尖人才是最重要的两项创新供给。然而，这两项供给还是存在转化率和培养量偏低的问题。

丁奎岭认为，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和拔尖人才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做到“三个要有，两个要变”。

“三个要有”主要是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首先要有“全栈式、全链条”的公共转化平台。高校的科技成果一般来说成熟度不是很高，通常只有7%左右达到可工程化阶段，产业化的链条也比较长，因此，建立涵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投资转让等关键环节的“全栈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是非常必要的。

“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机构把转化的事情都干了，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每个阶段都有资源保障。”丁奎岭举例说，环交大的大零号湾创新策源功能区和江苏省首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都是很好的示范。

同时，要有“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高校科技成果能够落地的比例比较低，在30%左右，那么投进去的钱收不回来该怎么办？丁奎觉得，这就是国资一直以来“不敢投”“不愿投”的症结所在。而打破这个困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升国资的容亏率，“算大账”“算总账”，不去过多地追求保值增值，把营造创新生态、推动产业升级也作为很重要的工作目标，真正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导向。同时，校内也要建立“规则全、流程顺、底线牢”的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双管齐下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各方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最后，还要有“高价值”“极交叉”的科研导向。一般而言，转化合同金额是衡量高校成果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数字虽然每年都有提升，但是和国外顶尖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仅以2023年为例，当年全国高校转化合同的平均金额是32万元，但是2020年斯坦福平均已经达到88万元。

“‘木有本，水有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是要从源头抓起。‘高价值’‘极交叉’的科研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只要有成果，常常都受到产业界和投资界的青睐，那么转化的成果率自然就会高很多。”丁奎岭表示，“高价值”“极交叉”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和无人区，如果没有成体系的支持与引导，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应该不多。因此，他希望，将鼓励开展“高价值”“极交叉”科学研究写入“十五五”规划中。同时，国家、地方政府以及高校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该设立更多有针对性的资助项目，让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活水”更加充沛。

▍ 让学生在“争先式”创新实践中迅速成才

针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丁奎岭认为需要“两个要变”。

第一个要变是培养模式要变，要把传统的培养模式转变为“动态化”“争先式”的培养模式。创新本是一个日新月异、千帆竞发的过程，而反观现在的人才培养很多时候是“静态的”“内卷的”。培养拔尖人才，就要培养敢创新、会创新的人才，因此，我们要以创新链来重塑教育链，打造“动态化”的培养计划，让学生在“争先式”的创新实践中迅速成才。

丁奎岭建议，具体可以通过课程的微课化、模块化，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创新需求，来动态化制定自己的学习路径，多一些“乐高式”的自主构建，少一些“流水线”的知识填鸭。同时，开设更多创新实践课程，举办更多创新创业竞赛，用创新成果来取代标准答案，用创新贡献来衡量学习成绩，多一些争先的“比武场”，少一些内卷的“期末考”，让学生在创新过程中自驱动成长。

第二个要变是AI推动教学改革的模式要变，要将“AI单驱动”的模式转变为“AI+HI”“双驱动”的模式。丁奎岭说，虽然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极大地提升了课程的教学体验和教学效能。但是，不能忽视教师在教学中的核心作用。人工智能既是工具的革命，也是革命的工具，但是这场革命不可或缺的核心是人。习题与考试塑造不了思想与人格，快捷与方便替代不了真情与关心，数据与算法培养不出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

“因此，要强化教师的作用，持续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发挥教师的能动性、创新性，将教师从授课者转变为引路人，形成知识与人格并进、效率与温度并存、智能与智慧并重的育人格局，培养更多堪当时代重任的拔尖人才。”丁奎岭说。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文 张驰/图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