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你是否也曾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迷茫，为职场关系、人生意义感到困惑？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徐英瑾在新作《当一切命中注定，我们还要勇敢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破局之钥：哲学。在他看来，哲学绝非空中楼阁，而是对抗生活困顿的“驱魔”利器。哲学赋予的理性与逻辑，正是驱散戾气，照亮迷途，在复杂世界中校准行动的核心力量。哲学之用，在于教会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在这注定不易的人世间勇敢前行。

点亮理性之光

青年报：徐老师，您是哲学教授，那么我首先想问一个您可能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哲学书？说得功利一点，哲学对当代人有什么用？

徐英瑾：作为研究哲学的人，我确实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想，关键是我们有责任把哲学家的理念解释给大众听，让人们知道哲学对日常生活有什么用。比方说，今天一些人向往“佛系”，甚至想“躺平”，这跟斯多葛学派就很贴合。斯多葛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你觉得现实里有种种不如意，不要紧，你可以重新解释现实。假设一只小狗正在睡觉，忽然被人在脖子上套上绳索，装上大车运走了，最后连拉带拽地带到罗马，小狗心里这个“丧”啊。可是它转念一想：以前我没有机会成为一条罗马的狗，现在能跑到伟大的罗马来看看，这难道不是一次免费的旅行吗？于是就心安了。斯多葛学派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你可以通过改变对现实情况的解释，解决心理的内耗。

青年报：这听起来确实有效，但是不是“阿Q”了点，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思？

徐英瑾：哈哈，是有相似之处。小狗无法改变它被强行带到罗马，做不成快乐的流浪狗这个事实；阿Q呢，无法改变被赵太爷打，以及他在未庄生态链中处于底端的事实。两者对各自所处境遇也都做了重新解释，但注意，这里差异就体现出来了。阿Q怎么解释的呢？他把欺负他的人想象成自己的儿子，是“儿子打老子”，这样他就占了便宜。然而赵太爷显然不是阿Q的儿子，他这样想实在是太扯了。但如果你把某种灾难看成是上天对你的考验或者一个机会，就像小狗做的那样，是不是就没那么扯了？你可以重新解释世界，但切忌歪曲事实，胡说八道。这是学哲学和不学哲学之间的巨大区别。

我把斯多葛学派的学说称作“积极的精神胜法”，阿Q那个叫“消极的精神胜利法”。后者是有害的，因为他扭曲现实，对世界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这会让后续的行动全部失败，人只会越来越沮丧。而“积极的精神胜利法”能真正安慰到人。讲一个斯多葛学派代表性人物塞涅卡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去世了，需要慰藉。塞涅卡说，你看看有多少孩子刚生出就夭折，你家公子活到18岁，过了18年非常快乐的日子才不幸去世，已经赚大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听到这样安慰人的说法？它是有效的，能帮助人走出心理阴影。如果是阿Q的话，他可能会说你儿子还没有死，而是被人绑架了，或者躲在某个地方。这种胡说八道的话语，能安慰人吗？

青年报：您的区分非常准确，但我还是想抬个杠。“积极的精神胜利法”的前提是不歪曲现实，承认现实，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直面现实的勇气的。

徐英瑾：你说得非常对，这也是我鼓励年轻人多读哲学的原因。我们说哲学是“爱智慧”，智慧包含理性、逻辑，能帮助我们克服不爱使用逻辑的惰性，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就像我这本书的书名所问：“当一切命中注定，我们还要勇敢吗？”当一切命中注定，我们还怎么勇敢、凭什么勇敢？但请记住，戾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要在心中点亮理性的光来驱散戾气，打败生活中的“魔法”。

徐英瑾新作《当一切命中注定，我们还要勇敢吗？》

找到“中点”很重要

青年报：您是70后，又是老师，您担不担心被人说成有“爹味”？从哲学家的视角，您又是如何看待“爹味”的呢？

徐英瑾：现在很多人反对“爹味”，说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讨厌长辈说教，希望个体的独立。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片面地反对“爹味”同样有危险，因为这等于彻底斩断了年轻世代和上一辈的经验联系，使上一辈的很多经验无法传给下一代。你可能觉得有什么值得传承的？的确，上一辈对年轻人有很多不理解。比如他们根本不理解电竞为什么能成为一种正经职业，他们觉得这就是玩物丧志嘛。就这些事情而言，你要和上一辈斩断过多的羁绊，而上一辈要学会放手。但是怎样在中国社会里为人处世、怎样和别人打交道，有一些道理是不会变的，还有上一辈的人脉关系，你难道也要完全拒绝吗？

所以我们需要在拒绝和接受之间找到一个“中点”，达成某种精妙的平衡。黑格尔经常说的“正反合”（即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过程），其中“合题”就是帮助我们找到这样的“中点”。但是现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往往不是大家一起寻找“合题”，而是互相抬杠，最后容易走极端，一味攻击“爹味”，甚至拒绝任何家庭建构。

青年报：说到这个，哲学家是怎么看待生儿育女的？

徐英瑾：现在一些人觉得孩子是个负担，但你去看叔本华，他会告诉你，每一个个体都有走向永恒的冲动，但有不同的展现方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会去追求自己永恒的哲学形象，很多艺术家会追求永恒的艺术作品，一般人没这种能力，就会采用更简单的方法——复制自己，就是生育。现在，你理解为什么马斯克要生那么多孩子吗？

青年报：但马斯克是成功人士，而现在不少国家都面临着年轻人不愿生孩子，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育儿成本高企？

徐英瑾：有经济原因，但不是全部。比如现在日本年轻人的负担很轻，因为日本人口老龄化嘛，年轻人是香饽饽，很多人大二、大三就已经定好去向了。但是日本人仍然不愿意生孩子。我刚从希腊回来，那里生孩子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各种费用国家全包了。你就是在家躺着，什么都不干，一个月也能拿800欧元的救济金。可他们照样不愿意生。担心什么呢，养不起吗？培养不好吗？一切国家都包了呀。所以这和经济没关系。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出现这种问题，我得出的结论很简单。在经济上升阶段，物质是比较匮乏的，但有一种精气神，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我看到了可能性，觉得天上的每一朵云都代表着一种可能性。我是1978年生的，也亲历过这种情况。后来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了，但人生也变得能一路看到底，我们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了。这就压制了我们的欲望，然后投射为其他的心理感觉。比如我不希望后代也重复这种人生，这多没意思啊！于是就不想生。因为我自己的日子都这样过来了，再看后代去过一遍有什么意思？

青年报：这是物质丰盈以后的烦恼，有什么应对之策吗？

徐英瑾：还是要通过阅读来拓展自己的想象力，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们需要学习古典哲学的智慧。我这本书和其他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对古典的智慧说得比较多，大概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亚里士多德教你怎么买房，亚里士多德教你怎么理财，黑格尔教你怎么治家，都是这样的例子。黑格尔的治家之道就是，要在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控制之间找到中道，爸爸妈妈要有一定的权威，因为孩子还没有长成，需要引导。但爸爸妈妈教育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他们，将来要变成别人的爸爸妈妈，所以要独立出来，我是往独立的方向去教育、培养你的，会鼓励你自己去决策。

徐英瑾     受访者供图

AI的路也许走偏了

青年报：近年来您致力于人工智能哲学研究，发表了很多看法，我想很多人都会好奇，哲学和AI是一种什么关系？

徐英瑾：AI研究离不开哲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AI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模拟人类智能，实现机器智能。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回答“何为智能”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思想资源，为后世科学家对数学语言、形式语言的推崇定下了基调。

到十七、十八世纪，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明确表述了“人工智能哲学”的基本问题：制造和人类一样水平的智能机器，是不是先天可能的？休谟和康德的心智理论则具体引导了后世人工智能专家的技术思路，因此他们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先驱。1950年英国数学家图灵提出了“图灵测试”，预言人工智能机器会在50年内问世。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篇论文就发表在哲学杂志《心智》上，它不仅是人工智能科学的先声，也是哲学史上的经典。所以发展AI必须进行哲学思辨，看似新锐的人工智能哲学，并不是新东西。

青年报：就是说，哲学为AI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哲学，或者说人工智能哲学会起到什么作用？

徐英瑾：我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当年日本组织多家企业共同去攻克一个大型人工智能项目，最终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仅仅把人工智能当作工程技术问题去解决，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哲学难题。而且，日本的哲学研究状况也不允许哲学家对AI研究提供思想支持。反观美国，当代最优秀的现象学家之一休伯特·德雷福斯，在兰德公司的资助下出版了《炼金术与人工智能》《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等重磅著作，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研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健全的哲学思辨对于正确的科技决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青年报：这两年人工智能市场可谓井喷，涌现出大量AI应用，生成式AI大行其道，您如何评价？

徐英瑾：主流AI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我们对于智能的定义——知道不多的事情，但能猜出一堆事情。尤其是所谓深度学习技术，它以大量人类专家提供优质的样板数据为逻辑前提，相当于把人类的人文精华当成煤炭往炉子里烧，这可不是聪明的办法。要知道，人文资源的再生本身就是以大量的人类劳动力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任由生成式AI取代人类劳动力，会从根本上对人类专家的稳定培养机制构成威胁，进而对人类社会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这意味着，深度学习的源头枯竭了。那么在吃光该技术所能带来的短期红利之后，人类将走向哪里？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徐英瑾

1978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涵盖人工智能哲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哲学等。著有《当一切命中注定，我们还要勇敢吗？》《用得上的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等。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