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片场休息的潘晨晨对着镜头露出笑脸。

青年报记者 林千惠/文  受访者/图

潘晨晨的微信里有好几个“演员通告群”。每天，成百上千条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有时候是一些模糊的角色描述，附带着“急！明天开工”的催促；有时候是一段长长的、关于人设和片酬的语音“方阵”；更多时候，是沉默，是已读不回，是无数个“谢谢老师，简历已发”后石沉大海般的寂静。

尽管这些信息大多数与潘晨晨无关，但她的手指每天都会机械地滑向屏幕。这个简单的动作，像是在寒冷的冰面上，寻找一条细小的裂缝。哪怕只有一丝光透过来，也意味着氧气与希望。

冷冰冰的数据让这片冰面显得更加坚硬。《2024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当年全国制作发行的电视剧仅有115部，同比下降26.28%。寒风最先吹到的，是那些刚破土的幼苗。他们从专业的温室里被骤然推入这片严寒。简历是唯一的破冰船，而船舱里，挤满了成千上万张同样渴望的脸庞。

潘晨晨饰演一名学生。

  “空窗期”里的小角色  

“空窗期”，是这群年轻人词典里最常见的词汇。对24岁的潘晨晨而言，那意味着近一年的时间被压缩成家里一方书桌、一台电脑和无数次鼠标点击的循环：拼命投简历，“少的时候两三份，多的时候十几份”。后来，她摸索出了经验：“尽量根据角色气质投，不能模板化。”好在最近刚收到的邀约，将她从“空窗期”中解救了出来。

行业大环境不稳定，信号隐隐约约地传来，从塔尖弥漫至底层。知名演员上微博“在线求工作”；选秀偶像自称“待业青年”。这些信号越来越清晰刺耳。站在入行门槛上的刘思淇，来自深圳大学表演系，她以一名准毕业生的敏感观察着周遭：“我的同学，比起做演员，更愿意‘继承家里事业’，或者‘卷’考研。”表演，这个曾经闪耀着星光的名词，正在现实的考量中，退位为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选项。

即便在表演专业位于金字塔顶尖的院校里，这种迷茫也同样存在。“我曾以为只要专业能力好，毕业之后就一定有戏演。”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20级学生武大伟说。他身高超一米八，外形亮眼，有着科班出身的自信与骄傲。然而，现实是一记没什么道理的重锤：“过去一整年，我基本没有什么影视工作，大部分的收入来源是周末在培训机构教孩子表演。”

事情本不该这样。作为“三大院校”的学生，人们总是默认他们会有更多机会。上戏每年毕业大戏，按惯例会有许多经纪人或公司来挑好苗子，但偏偏去年，站在舞台下的寥寥无几。行业遇到困境，就算盘子没变小，也不会变大，拍戏的演员，“永远是那一拨人”。

生活中的潘晨晨。

  在缝隙中用力地生长  

寒冬冻不住所有生机。年轻的身体里，梦想的火种还没熄灭，他们转而寻找一切可能的缝隙，用近乎原始的“热”努力，去对抗现实的“冷”。

今年上半年，武大伟在导师的介绍下，得到了一个跟组的机会。剧组在广东佛山，要拍42天，武大伟演一个反派的小弟——主角身后的“背景板”。但他很上心。这是他第一次参演影视剧，学到的不是戏剧理论，而是最实用的“生存技能”——对镜头把控的技巧。“比如面对镜头，你的表情不能过大或过小，头需要偏得恰到好处。”他认真地讲解这些在老演员看来或许“小儿科”的心得，却是一个菜鸟在贫瘠土地上收获的第一颗果实。

有许多像武大伟这样刚出校园的演员，想方设法靠近舞台和镜头。更迂回的道路，是去当NPC（非玩家角色）。

芳芊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如今在上海一家沉浸式剧场扮演古风类NPC角色。“没有基本工资，演一场拿一场（的钱）。”在这里，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第四面墙”被打破，表演被切割成碎片，观众会随时“闯入”，他们可以提问、打断，甚至抛出“包袱”。这与其说是表演，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应变和耐力的考验。

“刚做NPC时，我会觉得有些观众很不尊重我的表演。”芳芊坦言。但她很快调整好心态，认清了当NPC的本质。她尽一切努力做好一名演员该做的事。一次，要表演反串武打戏，毫无基础的她花了两天时间“速成”。表演时双膝重重地砸向地面，疼得冒冷汗，她咬着牙撑完了全场。此外，也难免遇到“不规矩”的观众，她会通过麦克风“呼救”，让同事前来解围。

潘晨晨在四川的一家影视城做过NPC，饰演留守村落的寡妇，她回忆：“大多数时候，我是独白表演，偶尔会和观众即兴互动。他们笑一笑便走了，多数不说话。”

尽管剧场福利待遇不错，全职五险一金，一些演员甚至月入上万，但芳芊始终将这看成过渡性的工作。武大伟也一样。大学毕业前，他在一家沉浸式剧场做过主持NPC，干了大半年就走了：“在沉浸式剧场做NPC，确实能锻炼到即兴的东西，但很难作为跳板。当你去试镜，没有人会因为你演过某个沉浸式剧本就让你通过。”他的话道出了这种努力的局限性——它维系着生存，磨炼着技艺，却似乎难以通往他们梦想中的那个“主舞台”。

武大伟（左一）舞台照。

  通告群里的“为爱发电”  

对于像刘思淇这样没有签约经纪公司的“个体户”而言，获取机会的核心渠道，是那些鱼龙混杂的“通告群”。这里没有门槛，梦想与陷阱同在，信息完全处于黑箱状态，像一个开不完的“盲盒”。

“你怕对方是骗子，人家也怕你是骗子。”芳芊一言道尽其中的信任危机。她曾多次遭遇“付费演戏”的骗局，对方在试戏顺利结束后，会暗示需要一笔费用才能获得角色。“我不确定是否真有这个角色，但我出来工作，首先要活着。”芳芊拒绝得很干脆，然后继续奔波至下一个剧组，或是在酒店，或是艺术园区的传媒工作室。而真与假，不到“开盒”的那刻都无从判断，你很难说她的果断是清醒还是无奈。武大伟则遇到过“培训式骗局”。面试现场全是毫无经验的素人，对方的目的不是选角，而是通过打压和挑刺，推销昂贵的付费培训课程。

竞争在这里以最赤裸的方式呈现。一个角色通告发出，无数人瞬间响应。刘思淇曾饰演过一个特约角色，清晨6点到片场，待机12个小时，到手200元。她也不知道剧组开出的片酬究竟是多少，反正中介只给了她这么多。而当她换成制片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感慨更甚。跟组期间，她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全靠“咖啡续命”，而项目的收款账期长达“半年到一年”。对于刘思淇这样的新人，这个行业看上去并不友好，“全是为了热爱发电。”她感慨。

在这场被选择的游戏里，刘思淇和其他新人一样，没有什么主动权。他们要面对的，往往是“无尽地等待、无尽地被审视，以及无尽地被往后挪”。

刘思淇加入的通告群里每天都有大量信息滚动，至于真假，她无从分辨。

  被表演救赎，因热爱幸福  

然而，正是那些电光石火般的瞬间，所有的等待、挣扎与委屈都有了意义。那是将“冷”与“热”熔于一炉的时刻，是梦想照进现实的灵光一现，也是支撑他们走下去的真正动力。

对于潘晨晨，那个瞬间是“Action”响起的一刻。“干这行很痛苦，”她承认，“但当你听到‘Action’的那一刻，意识到自己是个演员，就会感觉好幸福。”她一直记得大四时跟组《大江大河3》的经历，在那个庞大而专业的机器里，她作为一颗饰演“路人”的螺丝钉，感受到了行业的脉搏，那是她职业生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

对于芳芊，那个瞬间发生在一次沉浸式剧场的情感迸发中。她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念着台词，当她抬起头，发现对面的观众已是泪眼婆娑。“那一刻，我的天，太有成就感了，我能再演一遍。”所有作为NPC的委屈、疲惫，在观众共情的泪水里，得到了最丰厚的报答。表演最纯粹的魅力，在这一刻超越了一切外在形式，凿进了芳芊心里。

而对于武大伟，那个瞬间则充满了戏剧性的启示。在他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一张《仲夏夜之梦》排练时的抓拍照片。他饰演仙王奥布朗，却始终找不到角色位高权重、喜怒无常的感觉。一次排练中，老师让演员在舞台上脱去衣服寻找本能，他感到羞耻与不适。排练结束，他疲惫地走到舞台边缘，俯身去穿袜子。就在那个毫无准备的时刻，一种澎湃的感觉毫无征兆地席卷了他，理性与感性轰然交错——“好像奥布朗上了身”。他带着角色的愤怒，又哭又笑。

现场一片死寂，大家都以为他崩溃了。老师走了上去，轻声说：“说一段台词。”

他说了。

“太棒了！”老师说。

于是，他接着演下去，直到结束。那个瞬间，无关片酬，无关角色大小，甚至无关观众。它是一个演员与角色灵魂相依的证明，是表演之所以被称为艺术的证明。这种体验，如同琥珀，凝固在他的记忆里，成为他可以久久咀嚼、反复汲取能量的人生片段。

芳芊

  用尽全力，迎上去  

风向仍在变。短剧的兴起，被视为新的风口。刘思淇去试过几次，纯当“背景板”，她认为这是新人快速入行的机会。芳芊则目睹了短剧从蓝海变为红海之迅速——一些演员从拒演短剧到自降片酬，不过转瞬之间。

更大的抉择是关于“漂泊”。芳芊的前辈去了横店，成为“横漂”大军中的一员，还劝她同去闯一闯。但芳芊思考后拒绝了：“如果我到横店的话，我唯一能立足的东西就只有演戏了。我没有这个底气。”她的父亲，一个典型的北方男人，始终无法理解她的“不务正业”，总盼着她能找到一份“稳定”。

现实的压力无处不在。武大伟的女友出国留学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带来巨大的压迫感。他曾一度准备考研，在煎熬中思考出路。他最终想通了一件事：“考研是为了就业，目的还是表演工作。”于是，他选择从当下开始——从培训机构辞职，减重瘦身，更新简历，拍摄新的面试资料。他决定，继续演下去。

夜幕降临，芳芊细心地卸下妆容，走出关闭了追光灯的沉浸式剧场。明天，还有一个广告试镜在等着她。武大伟的电脑屏幕上，那份新简历的照片显得精神奕奕，正静静地躺在发送邮箱里，等待着下一个未知剧组的查阅。

那一声决定命运的“Action”何时会再次响起，没人知道。但这些年轻演员知道的是，一旦那个声音再次传来，自己依然会整理好情绪，调整好呼吸，用尽全身的力气，迎上去。

青年报记者 林千惠/文 受访者/图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