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双减”政策实施后，小学课后服务的供需矛盾愈发凸显，双职工家庭“三点半接娃难”成为普遍的民生痛点，隔代照料渐少更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长期关注这一社会问题的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高小玫还有一重身份是一名10岁小学生的外婆。

对课后接送有切身体会的她在深入调研校外课后托管服务现状后，发现学校延时托管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校外机构又面临夹缝生存等多重问题。

她提出，应将课后托管服务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构建专业的课后服务供给制度，着力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让“三点半后”的时间成为实践教育的补给窗口，让托管服务成为惠及民生的“小而美”项目，以此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为6~12岁儿童养育后顾之忧托底。

托班收费不低，机构赚不了钱

供需两端皆存突出痛点

“有娃家庭都在忍受，但没有人提。”谈及当下6-12岁儿童的课后托管问题，全国政协常委高小玫直言，这已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的难言之隐。现代家庭以双职工育儿为主，叠加隔代照料的情况越来越少，孩子下午3点半放学后的看护空档期，成了家长们的心头难题。高小玫告诉记者，“我的外孙女今年读小学四年级，学校虽有延时托管服务，却仅能提供一小时的看护，时间太短了，父母还没下班，孩子就回来了。这样的时长对上班族家长没有意义。所以女儿只能将孩子送托班。”

她认为，目前课后托管服务的供需两端均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从供给端来看，学校实施课后服务本就力有不逮，课后看护除了完成必要的家庭作业，更需要以体能活动和兴趣拓展为主，这与学校教学属于不同体系，并非教学教师所长，而一线教师本就精力透支，额外承担保育工作更不现实，最终导致学校的托管服务在时长和内容上都无法满足家庭需求。

校外社会化托管服务则处于“夹缝中生存”的状态，成为家长无奈之下的选择。高小玫调研发现，校外托管机构不仅尚不普遍，还存在收费居高不下的问题，直接抬升了家庭养育成本，让不少家庭难以承受。

她了解到，一家校外托班为孩子提供30元的晚餐，看似收费不低，却因运营成本高，机构负责人叹苦经说“根本不赚钱”。值得一提的是，校外机构的行业定位模糊，为避嫌教培，多数冠以“教育科技”的名称注册，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甚至连从业人员都缺乏基本的职业地位和尊严。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外孙女所在的托班，是一位三胎妈妈因自身需求而创办的，机构租了会所的场地，因单纯做托管服务不赚钱，只能通过健身等其他项目来平衡收入。这样的生存状态，正是当下校外托管机构的真实写照。

高小玫通过女儿了解到，托班老师迫切需要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如今的状态不仅让人员流动率居高不下，也让机构的专业度难以提升。

三点半后的空窗期

应成为实践教育重要补给窗口

“双减”政策的实施，让小学下午3点半后的时间被释放出来，在高小玫看来，这并非简单的“看护空档期”，更应成为补齐我国实践类教育短板的宝贵时间窗口。她直言，课后托管服务的核心价值，远不止于“看住孩子”，更在于为孩子提供学校教育中缺失的实践教育，这也是双减政策推进教育改革的核心初衷。

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实践类教育始终处于薄弱状态，涉及体能运动、感知体验、社会化训练等内容的教育环节长期缺乏，而这一短板在AI时代更显突出——靠体验感知习得的默会知识，正是AI的盲点，也是孩子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高小玫认为，“双减”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契机，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而“三点半后”的时间，正是政策补给实践教育的最佳时机，寒暑假、春秋假等假期，也同样需要专业的、具有实践教育功能的课后服务作支撑。

“实践教育的核心要求是多样、多层、个性化，这也是学校无法单独完成实践教育的重要原因。更何况，每个孩子的兴趣点不一样。”高小玫表示，课后服务的需求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样的需求无法由学校统一满足。这是因为学校的核心职责是知识教学，若将课后托管的全部责任压给学校，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让学校陷入“将就办”的尴尬境地，加之没有经费和时间的保障，最终的服务效果大打折扣。

事实上，将课后服务与实践教育结合，并非全新的探索，诸多国家早已将“课后服务”作为一项教育服务制度实施，比如美国在上个世纪城市化发展、双职工家庭增多后，便建立了相应的课后服务体系。高小玫表示，相较于部分国家和地区，我国的课后服务更应突出实践教育的属性，让校外专业机构成为实践教育的主要供给方，与学校的知识教学形成互补，才能真正实现孩子的全面发展。

高小玫以外孙女就读的托班为例，托班能实现“无缝接送”。“托班的工作人员开着车去接孩子，管到晚上家长去接。平时的日常托管会让孩子完成作业、开展小组活动，而寒托、暑托的时间更长，机构会设置各类兴趣拓展课程，丰富孩子的实践体验。”

构建供给制度强化校外支持

让托管成“小而美”民生项目

“可以说，托管服务也是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深入调研课后托管服务的现状和痛点后，高小玫提出，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不仅是为了解决家庭的育儿难题，更是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教育服务消费、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应从制度构建和政策支持两方面入手，让校外托管服务走上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高小玫建议，首先要构建我国课后服务供给制度，将“课后服务”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国家责任，由家庭之私适时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形成与育儿福利衔接的6-12岁儿童保育养育支持系统。她明确提出，要以托管服务和实践教育为制度定位，由学校延时服务与校外专业机构课后日托服务、假期实践教育服务互补，构成完整的课后服务供给体系。同时，按兜底性、普惠性原则给予课后服务基本财政保障，以综合性政策鼓励校外课后服务机构发展，比如购买服务、专项补贴、税收减免返还等，“采用各种措施降低服务供给的成本和家庭养育的成本，实现课后服务放量供给、自主选择、普遍可享”。

在高小玫看来，0-3岁的婴幼儿照护已有各类补贴政策，而6-12岁儿童的课后服务同样应获得公共服务层面的支持，要让市场来办，财政给予扶持，参照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模式，让社区成为校外托管服务的重要支撑。她提出，课后托管服务机构“最好是靠近社区的”，社区应与托管机构协同，为其提供免费或低租金的场地设施，满足日托就近服务的需求，解决家长接送的实际难题。而这一模式的落地，也能让托管服务真正扎根民生，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小玫表示，机构服务应以日托照顾为主、兼顾实践教育活动，同时鼓励其拓展假期项目式实践教育类服务，在监管层面，应完善许可条件，守住“教培”控制底线、禁止有害儿童的活动、严格安全监管，除此之外减少准入限制，乐见机构的服务创新。针对校外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问题，她建议教育部门要指导机构教师开展经常性培训、教育测评，“促进提升机构服务水平和职业尊严”，让托班教师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还能释放出促就业、促消费的双重价值。”高小玫指出，课后服务属于综合性教育服务，尚待开发的市场空间广阔，发展这一领域，是顺应家庭养育服务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补齐生活性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也是“十五五”期间服务消费升级应当优先激活的领域。而机构课后服务的人力来源十分充沛，在校大学生、退休不久的教师、生活服务人员等都可以参与其中，不仅能提升托管服务的专业度，更能有效扩大就业。

高小玫强调，发展校外课后托管服务，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让课后托管对于家庭而言“服务可得、财力可支、可靠安全”，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有力的政策支持，让这一“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真正成为为家庭托底、为教育补位、为社会赋能的重要抓手，构筑起更加友好的社会生育养育环境。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