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图（除署名外）

“一老一小”是众多家庭的主要关切。生育休假制度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核心环节，其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生育意愿的释放；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如何平衡育儿的经济时间成本与老人赡养的责任，则是亟待破解的双重困境。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图书馆馆长吴瑞君和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府参事钱雨晴这两位女委员立足民生关切，聚焦适龄青年夫妇育儿、养老核心难题建言献策，希望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养老无忧的社会环境，切实回应青年家庭的民生期盼。

吴瑞君：建议健全多方成本共担优化生育休假

破解“企业负担重、职工不敢休、男性参与难”

调研显示，现行生育休假制度面临“企业负担重、职工不敢休、男性参与难”的突出矛盾，根源在于生育成本分担及保障机制不健全。吴瑞君指出，这一问题具体表现在四方面：企业承担主要直接成本导致落实动力不足；职工休假期间收入下降造成“有假不敢休”；男性育儿成本缺乏社会化分担渠道；政府财政责任有待强化。她表示，必须聚焦成本共担机制这一核心问题，重构权责分配格局，推动生育休假制度更好落地见效。

吴瑞君建议，首先要健全多方共担的生育休假成本分担机制。她提出，建立政府财政补贴与兜底机制，由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出资设立“生育休假成本共担专项基金”，对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发放的休假期间工资，按一定比例给予直接补贴；推动省级统筹生育保险基金，逐步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通过财政专项投入切实减轻企业直接负担，消除政策落地的经济障碍。

在企业层面，吴瑞君建议完善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对落实育儿假、弹性工作制成效显著的企业，提高税费减免比例；对建设母婴设施、提供托育服务的企业给予运营补贴。同时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将就业性别歧视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在政府采购、项目申报等方面予以限制，通过“激励+约束”双轮驱动，引导企业主动落实政策。

针对家庭与男性育儿参与，吴瑞君提出要强化家庭内部责任共担与外部支持。在制度设计上保障男性育儿权利，设立不可转让的“父亲专属育儿假”（建议不少于40天），其薪酬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进一步提高税收优惠的幅度，提高多子女家庭专项附加扣除标准；鼓励有条件地区发放育儿补贴，建立与物价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家庭实际受益。

以成本共担为基础，吴瑞君还建议优化休假制度设计。她提出构建差异化休假补贴体系，建立与休假时长挂钩的差异化补贴机制，产假期间补贴比例不低于原工资的90%，育儿假期间不低于70%；对低收入家庭实行阶梯式补贴政策，确保补贴覆盖基本生活需求；探索休假补偿金制度，对因休假可能影响的年终奖、绩效奖金等给予合理补偿。同时推行弹性休假制度，允许育儿假按天或小时分段使用，最长可分3次休完；鼓励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确定错峰休假、远程办公等灵活安排；建立休假储蓄账户制度，允许将未休假期转换为培训机会或补充养老金。

针对灵活就业群体，吴瑞君建议建立新型就业形态保障机制。针对平台用工、灵活就业等新型劳动关系，设计按单计酬人员生育保障方案；探索通过商业保险、职业互助基金等渠道，为新型就业群体提供休假期间收入保障；建立平台企业责任清单，明确其在生育保障方面的法定义务。

此外，吴瑞君建议构建全周期配套实施的保障体系。比如强化监督考核机制，将生育休假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建立跨部门联合督查机制；推行企业生育友好度评级制度；建立专业咨询指导团队，设立生育权益保护快速通道，简化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建立政策调整响应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优化实施细则；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评估等。

钱雨晴：建议梯次提额赡养个税抵扣

纾解非独生子女育儿养老双重压力

受访者供图

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控制人口增长到优化生育支持的深刻转变，个人所得税经过多年改革，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面向“深度老龄化”来临和“少子无子”生育观的冲击，非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仍有改进完善空间。钱雨晴表示，现行政策中，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这一标准与积极生育观、养老保障实际需求存在温差。

钱雨晴指出，当前政策存在三大核心问题：一是非独生子女个税抵扣额度分摊后明显低于独生子女，与优化育儿补贴、个税抵扣政策综合作用的要求仍有差距，与提高老人养老待遇、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实际需求和人民期望仍有温差；二是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持续增长，老年人陪护、照料花费持续上涨，分摊式扣除让部分子女将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孝亲行为“作了分摊”“打了折扣”；三是非独生子女家庭育儿经济成本高、时间付出长、情感陪伴多，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未贯通到底，加剧了育龄夫妇“不敢生、不愿生”的顾虑。

针对上述问题，钱雨晴建议，当下在统筹保障独生子女享有相关政策优惠不变的同时，前瞻研究梯次提高非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额度的可行性与节点性，适度超前予以探索优化，使非独生子女的专项附加扣除总额逐步过渡到高于独生子女的总额，体现代际公平，更好实现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在优化完善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项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同时，我们要大力弘扬养亲敬亲、尊老爱老的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强化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和法律责任，让‘天伦之乐’不在利益面前打折扣。”钱雨晴指出。

此外，她还建议多措并举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需求端到供应端提供更加规范、稳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打消育龄家庭多生多育、优生优育的成本顾虑，让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红利直达子女、老人和家庭，让更多适龄男女“敢生育、愿生育”，让更多子女和老人“敢消费、愿消费”。

钱雨晴表示，非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着育儿与养老的双重责任，优化赡养老人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既是破解家庭民生痛点的关键举措，也是衔接生育支持政策、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一环，能切实减轻青年夫妇的生活压力，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文、图（除署名外）

编辑：李宇婷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