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陶艺师殷媛。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文  受访者/图

“拉坯时，为什么常常让我感到内心被治愈？”

当殷媛的双手触碰湿润的陶土，随着轮盘旋转，泥巴在掌心逐渐成型，思绪也从纷扰的外界抽离。这位自称“陶工”的90后陶艺人，长久以来对这种疗愈感充满好奇。在某个午后，她突发奇想地向AI提出了这个问题。

AI带着程序特有的理性回答：“拉坯的时候，要控制转速、泥料湿度和手部压力，让你的大脑被迫进入一种多通道感觉统合状态，这种强制性的专注能够打断反刍思维。”

“什么是反刍思维？”

“一种持续重复且被动的负面思维形式，比如反复思考痛苦经历而找不到解决方案的心理状态。”

连同“感觉统合”等陌生名词，经过AI的细致解释，迅速褪去艰深表象。让殷媛对着手边的泥巴若有所思——原来这些年让她沉迷的，是泥巴以一种近乎神奇的“疗效”，帮她按下了脑中的暂停键。

  专注，打断“反刍”  

殷媛突然想起，泥巴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治愈能力，至少在学艺初期。

那时她刚过而立之年，继购物和体验后，第三次来到景德镇，这次是为了闯出陶艺职业生涯。拉坯是让陶泥成型的重要方式。在专业的系统课程中，光拉坯这一道工序就至少要学三周。

第一周，她的胳膊和手腕异常酸痛，以为纯粹是练习太多所致，贴上膏药继续上课。直到吃晚饭时咀嚼出了血腥味，才发现嘴巴早被咬破还结了痂。“练习时一直在使劲，却不知道力该往哪里使，控制一块泥巴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她经历了控制不好发力方式的反复崩溃，但那道坎跨过去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初学拉坯。

比如，要做一个高10厘米、口径10厘米的直筒杯，处在不同阶段的人对陶泥的需求量截然不同。初学者拉坯能力较差，捏出来的胎壁厚实笨重，大量时间花在修坯上，往往要用500克泥。随着技术进步，陶泥用量不断减少，300克便是一个相对合适的状态。

当技术不再成为阻碍，肌肉记忆便开始接管工作——手、眼、心专注于旋转的泥团，那些肢体的酸楚、疼痛，脑中的胡思乱想悄然退场。殷媛忽然理解了AI所说的“多通道感觉统合状态”：身体的痛苦取代了精神的痛苦，又在记忆熟练后双双退去，留下纯粹的专注。

这种治愈的心境，她在零基础陶艺课体验上见过更直观的版本。上一次来景德镇体验时，邻座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女性，做了几十年陶瓷生意，只懂买卖而不知陶瓷制法。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她说她突然理解了顾客面对器物时的心情。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打断“反刍”——从日复一日的生意经中抽离，回到事物本身。

从景德镇系统学习回来后，她果断在上海开设了个人陶艺工作室。十几平方米的独立空间，被一台拉坯机、一张木桌、一台布线复杂的电窑占据了“半壁江山”。如今，她依然常常想起AI的那个回答，在技艺的不断精进中，她意识到：专注只是入门之径，真正的功课，还在后面。

   接纳，拥抱“不确定”  

今天捏只杯子，明天捏个碗，很长一段时间里，殷媛的作品总是离满意状态“差一口气”。她打趣称：“每一坨泥巴都有自己的脾气。”面对不甚理想的陶坯，索性等干透，加水成为泥浆，放置在石膏板上揉泥，恢复成干湿均匀的泥巴状态，循环往复从头开始。

这让她逐渐学会面对制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

第一次试验烧窑时，她整晚盯着监控无法入睡。烧窑10多个小时、降温20多个小时，第三天开窑，她直言“悬着的心终于死了”。面对眼前“惨状”，她倒也镇定地记录下十多个发生的问题细节，向远在景德镇的老师请教。

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有时候成型特别满意，却毁在上釉，“就像一个很漂亮的人穿错了衣服”。时间越久，殷媛越不敢怠慢任何一道工序。比如素烧上釉前需要用湿海绵擦除浮尘，省略了这步，出窑后很容易产生缩釉、针孔、釉色发色不稳定等问题。

殷媛手工制作的咖啡杯。

有意思的是，这些现代工业标准下的“缺陷”，在手作器物领域却受人欢迎。拉坯时留下一圈圈手纹，手工上釉时留下指痕，手作器物无法像陶瓷模具生产那样绝对精准，但如今许多人欣赏这种“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手作器物，并从中找到了对抗“千篇一律”的生命力。这种“不确定”是一场探索，如同古人对窑变的认知演变，从恐惧到欣赏，再到研究和掌握这种“不可控”之美的规律。

殷媛曾经在一个月里做了300只浓缩咖啡杯。乍看一模一样，但背后尽显手工制作的痕迹，每一只都是独特的。这与瑕疵无关，而是一种主动拥抱。这是泥巴教会她的又一件事——用不着控制一切，学会和不完美相处，在“不确定”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重复，向古人学“平衡”  

去年，上海一家意大利家庭餐厅Semola一眼看中了殷媛的器物风格——圆润中透出拙态，充盈着质朴的生活气息。

这是她第一次接定制单，甚至还是大批量订单。为了赶餐厅开业进度，留给殷媛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多月。她根据餐厅菜品设计打样了几十种器型款式，最终敲定15种投入生产。陶瓷并不是做一个就能成一个，除了各种变数外，烧窑后降温也需要时间成本。殷媛又回到了刚建好窑的阶段，几乎不敢合眼。

合理地安排时间变得尤为重要。如何让拉坯、修坯、晾干、素烧、上釉、釉烧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环节最有效率地运转？如何最大程度利用窑内空间，从而不发生粘连等意外情况？殷媛介绍，陶艺制作的每个阶段都要具备十足的耐心，“但慢即是快，即便制作周期紧张，一次次耐心等待窑温降到室温再开窑，是对成品率最大的保证。”

餐厅开业后迅速成了“网红”。社交平台的晒图中，那些造型简洁、釉面温润的餐具频频出镜。不少顾客得知是手作陶器后，向餐厅咨询殷媛的联系方式。渐渐地，订单源源不断地被推荐过来。

餐厅定制餐盘陈列。

“其实我不太愿意将市场和潮流当作第一动力，还是会从古代器型中寻找根源性的参考。”殷媛介绍，目前流行的一些陶瓷技法和风格都是有迹可循的，而她自己的理想风格更趋近于宋瓷——凭借干净的线条、极简的留白——所营造的精神内核。如耐人寻味的玉壶春瓶，颈细、腹鼓，在造型上形成平衡之美。“我想要寻找一种平衡感，硬朗与柔美，精准与松弛，在这些有对立属性的特质中找到临界点。”殷媛说。

这种平衡也存在于市场和创作之间。但她知道，能实现这种平衡的，不是天赋，而是重复。

“古人没有那么多精密仪器，全凭手感和经验，却能做出比例和谐、釉面完美的器物，这是通过大量练习和经验才能达到的高度。”就如拉坯老师告诉她，每种器型都要做满100遍。殷媛清楚：“这数字，代表的只是方法，任何一个技术瑕疵都需要大量练习来矫正。”经过大量制作，殷媛开始追求古人的智慧：借助的工具越少越好，对工具过于依赖，反而容易削弱创造力。

  连接，回到生活里  

器物最终要进入生活，甚至变成生活。

殷媛是在初学制陶时结识的一个外国大叔身上确认这一点的。他生活在一个制陶发达的小镇，家里世代做陶，到了他这代却戛然而止，因为父母期望他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不是整日与泥巴打交道。没有参与制陶，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结。当他从医生岗位退休后，初次来到景德镇，仿佛瞬间置身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童年时光，在异乡寻找到了羁绊一生的情感根源。

殷媛被这个故事深深触动。这也让她更加确信自己最初的创作理念：“器物不应只是一瞬间的情绪价值，而应该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朋友来工作室学习陶艺。

这些年，殷媛每年总是有几个月在景德镇驻场。“驻场”是当地非常流行的实践方式，在付费的陶艺工作环境支持下，个体能够自由地进行练习和制作，同时还能和在地陶瓷创作者交流。更多时候还能继续进修陶艺，前阵子她特意跑了一趟学釉面装饰。回到上海，她则为朋友们打造免费体验课程，一套完整的流程见证一件件陶器的诞生。辛辛苦苦捏一下午，几天后晒干却全是裂口；拉坯时感觉杯壁薄到极限，烧出来后却非常笨重……陶艺远比想象中复杂，但朋友们也总是乐此不疲地来“返工”。

看着朋友们时而兴奋时而失落的模样，殷媛好像看到了那个刚学制陶时的自己。

彼时学艺所在的景德镇雕塑瓷厂外，每逢周末总会出现很多“野摊”，大家往地上铺块布就能摆上自己制作的器具开卖。殷媛在初期也临时起意摆了摊，卖起了第一批还算满意的作品，没多久就卖掉了八成。甚至有顾客特意留了她的联系方式，希望以后有新品直接买。

摆“野摊”经历。

新鲜的兴奋劲退散后，她却陷入了自我怀疑，“作为一个新手，我的东西是多么不成熟，别人带回家后，要是发现有缺陷或不能使用怎么办？”正是这种对“使用”的在意，让她始终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一杯香气袅袅的咖啡、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抑或是一盘刚学会的菜式，生活就这样慢悠悠地躺在这些器物上。

护目镜、口罩是殷媛制陶时必不可少的护具。修干坯时、喷釉时往往粉尘飞扬，没有做好防护就很容易吸入口鼻。在景德镇，殷媛看到不少老师傅得了尘肺病，说话时的呼吸节奏令人揪心。

好在现代制陶业逐渐重视粉尘问题，一方面是减少出错概率，另一方面是保证生产安全。这在年轻从业者身上更为常见。每天早上为了除去浮尘，殷媛都会用湿拖把拖地，紧接着用湿抹布擦遍桌面。仔细呵护的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更是朋友们口中的“桃花源”。

但她知道，这个“桃花源”从来不是逃避现实的庇护所。恰恰相反，泥巴把她一次次拉回现实——拉回对身体的感知，拉回对不确定的接纳，拉回与日常生活的连接。

那场与AI的对话早已结束，但问题本身仍在延续。殷媛不再需要向AI追问答案。她的双手，她的器物，那些进入千家万户的杯碗盘碟，正在替她回答。

泥巴教会她专注和接纳，更教会她耐心地重复。这一切，最终又落回生活本身——慢的，热气腾腾的。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文 受访者/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