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吴语社开展上海话语音基础教学。

青年报记者 马鈜 实习生 于晓明/文  受访者/图

“迭个椰奶老好吃个，我从小吃到大。”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沪语社，这句话被放进“拷贝不走样”的传话游戏里。几轮之后，发音变了样，教室里笑成一片。

不只上外，上海理工大学沪语社有“沪语狼人杀”，华东师范大学沪语社把方言游戏搬进本帮面馆，复旦“旦说吴方”团队则尝试用AI生成上海话语音。轻松的活动背后，是年轻人共同面对的现实：在高校校园里，上海话并不总有能自然开口的场景。沪语社要做的，是先把海派文化的基座搭起来，让愿意接近上海话的人可以说错、可以笑出来，可以慢慢接近这门方言。

   场景创新      先从好玩开始   

上外沪语社成立于2012年。社团大群如今已有一定规模，但真正长期活跃的同学相对集中，本地和外地同学都有。现任社长陈德铭介绍，外地同学想学上海话，有人是因为大学生活在上海，想了解当地文化，也有人是被网上的上海话梗、社团招新摊位吸引。

社团也曾想过做系统教学，但对兴趣类社团来说，如果一上来就讲语音学知识，很难长期留住同学。后来，他们把教学拆成更小的生活片段，比如问候、小吃、校园日常和网络梗，先从大家用得到、愿意说的内容开始。

除了教室里的破冰游戏，上外沪语社还做过“觅迹上海滩”活动，沿着苏州河一带行走，由社长像导游一样讲沿线地标的历史。最近，社团还尝试做“沪语角”，借鉴英语角的形式，让同学们在小组里用上海话聊天，每组尽量配一名会说上海话的同学，让初学者先在互动里把话说出口。

上海理工大学沪语社也把“轻松”放在前面。上理工沪语社2018年9月成立。现任社长张家琪是新闻传播专业大三学生，在他看来，单纯把同学拉进教室上沪语课，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上理工沪语社做过“每日一题”：在群里抛出沪语读音、词汇或有趣知识；也做过“沪语狼人杀”：让同学在游戏中顺手纠音。后来，社团也把活动延伸到City Walk、沪剧体验、上海文化读书会和短视频拍摄等。

“语言和文化其实是一体的。”张家琪说，今天的社团不一定要把“纯粹学习方言”放在唯一中心，先让大家玩起来、熟悉起来，也是在为上海文化保留一个较为轻松的入口。他给自己的概括是：“有价值、有意义地玩，或者说在玩的时候赋予一些价值，保护一些文化。”

   生活现场      让方言回到身边   

游戏让同学先放松下来，而真正让方言变得亲近的，还是具体的生活场景。

华东师范大学沪语社前任社长徐彧是华师大2022级中文系学生，家在青浦区徐泾镇。对她而言，上海话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课本里，而是在一顿饭、一次闲聊里。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发生在华师大附近一家本帮面馆。十几名同学一起吃面，玩方言游戏：用自己会的方言描述浇头、食材，再比较不同说法。店长也是本地人，听见同学们用上海话交流，也加入进来。

徐彧觉得，上海话里的“嗲”“灵”很难被普通话完全替代：“嗲”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天气、食物；“灵”既能夸具体的人和事，也能表达一种抽象的好。她用“蛮灵的”来形容高校沪语社正在做的事情。

同济大学学生沪语文化协会（以下简称“同济沪协”）的情况则更现实一些。社长黄博介绍，社团大约在2012年成立，中间断过档，2019年至2020年重新办起来。现在社团仍有一批同学参与，嘉定校区也有分部，但真正稳定投入组织工作的骨干并不算多。

同济沪协曾参加学校“加个济能点”的活动，做四周上海话教学。报名人数和到课人数之间总有落差，有人是因为时间冲突，有人想直接听网课，真正到现场的人并不多。黄博坦言，这会影响组织者的积极性。但他也记得，有外地同学专门报名来学上海话，就是想在上海逛马路时能听懂“阿姨妈妈到底在讲什么”。

这些校园里的尝试不总是热热闹闹的。活动人数会起伏，社团骨干会毕业换届，但沪语社找到了一种轻量办法：不急着把每个人都培养成流利使用者，先让上海话重新出现在饭桌、游戏、City Walk和社团群的聊天框里。

华师大的学生一起吃本帮面，玩方言游戏。

   校际联动      把入口继续做大      

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在一起学习、生活，普通话是最自然、最高效的沟通方式。高校沪语社并不把普通话和上海话对立起来，它只是给愿意接近这门方言的人留一个入口。

但要让这个入口一直留在校园里，并不容易。对高校沪语社来说，兴趣是出发点，却不是终点。一次活动能吸引人走进来，但要让社团持续办下去，还需要一届届学生把事情接起来。张家琪表示，上理工沪语社社团群里关注者不少，但真正稳定参与组织的仍是少数，因此他也在物色下一任社长，希望有人把这件事情接下去。黄博也有相似感受：理想和实际总有落差，这会影响组织者积极性，但只要还有同学愿意来学、愿意来听，社团就还有继续办的理由。复旦大学吴语协会前社长匡一龙也提到，方言社团能在高校里一届届传下来，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样的接力中，高校社团把“入口”一点点做大。“上海话可以成为新上海人融入城市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张家琪说，上海本身就是一座人口流动频繁、文化多元的城市，不会说上海话也能通过其他方式理解上海；但如果想更贴近本地生活，上海话仍是一把钥匙。尤其是在社区工作、基层服务等场景，会说几句上海话，往往更容易拉近距离。

匡一龙则把问题放得更宽。复旦吴语社团的历史始于2010年的“爱屋社”，2014年改制为吴语文化协会，2017年停止活动，2020年成立新的复旦大学吴语协会。如今，社团并不只做上海话，而是以吴语文化为定位。匡一龙强调，社团不希望成为上海人“自娱自乐”的小圈子，而是希望让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同学都能参与进来。

复旦吴语协会办过上海话教学、沪剧教唱、浦东说书导赏课，也为学术研究动员上海话发音人。在参加复旦吴语协会一次有关书面上海话的活动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东说书”第九代传承人陆嘉浩表示，很多人会说上海话，却不知道具体落到笔头该怎么写。这样的活动让他看到一种规范化的可能，对本土曲艺剧本写作和传承也有启发。

让这个入口一直留在校园里，光靠一所学校、一个社团并不容易。高校沪语社、吴语社之间也会互相走动、彼此借力。有人参加过复旦吴语协会的社庆后感慨，方言社团能在高校里“一代一代传下来”并不容易。从组织游戏、拍摄短视频，到联系戏曲、曲艺资源，这些办法都是一届届学生在接力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技术赋能      让方言资料活起来   

在复旦，“旦说吴方”团队的尝试带有更强的技术色彩。团队正在把复旦中文系多年来的方言调查成果、文献积累和语音生成技术结合起来，相比“AI做方言”这个新鲜说法，团队更看重背后长期积累的方言调查、文献整理和语音资料。

团队成员刘杰浩介绍，项目最初受到“交互式字典”设想启发，目前先做上海话语音生成，后续希望逐步实现上海话句子变调、普通话文本转上海话文本，再生成上海话语音。据介绍，现阶段系统已整理2万多个词条、3000多个汉字。

在他看来，传统的口口相传会受限于传授者的词汇量、口音和认知，而当一门方言的使用场景减少时，交互式工具至少能提供一个可查询、可学习的语境。至于怎么把上海话写下来，匡一龙也提到，书面上海话并不是从零创造，而应尽量从文献传统、公众接受度和信息交换的现实需要出发，做到有根有据。

不过，受访者也都表示，社团和技术都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方言保护如果在网络上被简单化、情绪化，反而容易形成新的压力。多名受访者都提到，过度“纠错”的“沪语警察”可能让初学者不敢开口。更稳妥的方式，是先让更多人愿意听、愿意说，再逐步把发音、用词、书写讲清楚。

在校园里学上海话，并不意味着要复原过去那种方言自然流通的环境。它更像是一群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把一门城市方言重新放进今天的生活。一次传话游戏、一碗面、一段苏州河边的City Walk，或是AI生成的一段发音，都可能成为听见上海话的时刻。

〢记者手记

共同“打捞”旧时光里的回声

在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传承发展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被视作持续提升国际文化大都市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创办沪语社，核心意义就在于传承上海方言、赓续海派文化根脉。这些宏阔的文化图景，落到校园中，呈现出的不仅有高大的理论研究，也有一些微小的坚持。当我走进上海的沪语社团时，最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接续。

无论是同济沪协还是吴语社团，都曾一度面临断档停办的窘境。这也让我意识到，对这些方言社团来说，最难的不仅是把活动办起来，而是把一届届学生留下的东西接续下去。

高校社团天然带着流动性。有人刚把活动做熟，下一届人就已经在准备接手；有人刚摸清社团的节奏，又要面临课业、实习、毕业。方言社团尤其如此。它既要把“会说”这件事讲明白，也要把“愿意说”这件事培养出来，还要在兴趣、专业和传承之间找到一个能站得住的平衡点。做得太硬，像上课，同学未必愿意长期来；做得太轻，又容易被当成热闹一阵就过去的活动。

正因如此，真正打动我的，不是狼人杀、City Walk这些形式，而是形式背后反复试探的耐心。先让人愿意开口，再慢慢把发音、词汇、文化背景补进去；先让社团能运转起来，再想办法让经验留下来。

这个过程并不显眼，但很重要。它决定了一门方言在校园里，是只停留在兴趣，还是能真正变成一种长期的接触方式。

高校沪语社所做的事，说大不大：不过是留下一个让初学者敢说错、能笑出来的入口。这个入口可能很小，甚至因为断档而显得有些笨拙。但正因为有过断裂，每一次接续才格外珍贵。只要还有人愿意接，有人愿意学，旧时光里的回声就不会散去，反而在年轻人的接力中，一点一点长成这座城市当下的声音。

青年报记者 马鈜 实习生 于晓明/文 受访者/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