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环游中国134天,他发现最好的“算法”是阅读

杨淏在山上。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
想象一下,你把手机关掉了整整4个月,再次打开,会看到什么?
“成千上万条微信消息吧?”记者猜了一下,然而错了。
三年前杨淏从山西太原出发,以两三天换一座城市的频率,走了大半个中国。其间不带手机、平板或笔记本电脑,全程离线。134天之后他回到家中,又隔了差不多一星期,才从书柜上拿下手机,打开。想象中的场景未曾出现,“手机上什么都没有,周遭一片安静。”
事后了解到,无论是微信消息还是App推送,只要手机72小时内没有接收,它们就消失了。“消失就消失,哪有那么多非看不可的消息呢?”杨淏说。
关掉手机,远行
杨淏是90后,太原人,他成长的年代世界还没有被手机全面占领。他看过连环画、小人书,也和家人围坐在沙发上看过电视剧。出门通常会带一个钱包,装着现金和身份证件;那时候这些事物的实体还没有退出日常生活。
受家庭影响,杨淏自幼练习书法,本科学的就是书法,也喜欢画画、听黑胶唱片,对古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切可触摸、可感知的事物他都觉得美好。
杨淏并不排斥手机,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记得手机带给自己的初体验,那种通过方寸屏幕就能连通天涯海角的愉悦感,对一个热爱艺术并以艺术为志业的年轻人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他曾是移动互联网的拥趸,欢呼新浪潮的到来。他想,新浪潮会前所未有地开拓人们的视野,打开新的认知。
“大约十年前,我意识到事情不太对。”杨淏回忆,“线下生活逐渐转移到线上,越来越多地和手机绑定到一起,绑定程度越来越深。”
当人们手捧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的时候,杨淏却感到不舒服。2023年10月,他根据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报告算了一笔账:每天24小时,除去8小时的睡眠时间,在16个小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手机占据多少时间呢?6小时57分钟,占43%。杨淏觉得肉身正被从现实中连根拔起,移植到虚拟世界。
更糟糕的是算法的“诡计”:它让我们接收到天南地北的信息,产生一种在天地间遨游的幻觉,可实际上这些信息都是投其所好,没有任何新东西。
杨淏尝试着少用手机。每当阅读或写作,他都会把手机藏在一个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可一旦结束任务,我就会第一时间找到它,像上瘾了一样。”一个念头在杨淏的脑海里盘旋:出门远行,离手机越远越好。
在做过充分准备后,2023年11月27日,杨淏发了一条朋友圈:
“Hello all,从明天开始,我将脱离互联网与现代通信几个月,一切与数字网络有关的联系方式都将停用(包括电话)。其间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至我的邮箱,我会在几个月后回到网络世界的时候查看,谢谢。”
自此之后的134天,杨淏的手机进入静默期。他带着现金、银行卡、两册地图、两部老式相机,以及纸、笔和书,踏上了环游中国的旅程。

远离屏幕,阅读
记者很好奇,杨淏带的什么书?“《湘行散记》,我从小就喜欢沈从文。”他答。杨淏想好了,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走一走、看一看。不过他并没有制定严格的行程表,他的想法是:既然摆脱了算法,不妨随性些。
第一站去了临汾,理由很简单:“那是山西境内我唯一没去过的地级市。”体验过后,杨淏一路往南,过三门峡、经武汉、到闽南、入粤东,随后折返进入江西。在南昌,他踏上驶往湖南常德的绿皮火车,落脚沅江之畔。
1934年初,沈从文正是从常德出发,抵达桃源后坐船,逆流前往沅江上游,回老家凤凰探望母亲的。“此时距离《湘行散记》的记述近90年,而我恰好和当年的沈从文同岁,我想坐船重走他在湘西经过的地方,寻访那些令我魂牵梦萦的文字所记述的码头故事,亲身体验沈先生的乡愁。”杨淏说。
这个计划后来做了点调整,最大变故是:时过境迁,早就没有运送旅客的客船了。水路不通,杨淏只能循着沈从文的足迹,乘小巴车前行。每到一处,他就拿出《湘行散记》对照,发一发思古之幽情。尽管风景殊异、物非人非,但终究将纸上的烟霞在现实里缭绕了一把,算得上得偿所愿了。
除了《湘行散记》,杨淏还读了好多书,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读。
由于没带手机,无法线上查询列车时刻表,杨淏都是在一次旅程结束后,直接去火车站的售票窗口询问并买票,通常买到的都是两三个小时后出发的车次。他会在候车室找个空座,看看书。如果要等更久,干脆买第二天的票,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对付一晚。“而长夜漫漫,读书是最好的消遣。”他说。
杨淏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座城市,先去博物馆,了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然后去书店逛逛,挑几本和当地有关的书,翻过以后再决定去哪些地方游览。由此获得的体验感,比追着网红景点跑的打卡式旅游鲜活得多。
自然,也从容得多。这一路杨淏不疾不徐,从此地到彼处,选择绿皮火车或小巴车,避开高铁、飞机。在城市通勤,坐公交车,不拦出租车。行程往往因此被拉得有点长,但他安之若素:“我又不追求效率,何必着急赶路?”

《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
抛开键盘,书写
四个多月的旅途中,杨淏一直走走停停,“每走三四天,我就会空出一整天时间,把过去三四天发生的情况完整地记录下来。”
没有键盘,用什么记录?纸和笔。他带着笔记本,随想随记,过后再整理。一本写完,换本新的,等旅程结束攒了好几本。2026年,他将旅途见闻整理成《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出版。原始素材,就来自这些笔记本。
杨淏还写信,是真的亲笔信,用毛笔写的,寄给远在太原的双亲。
起初,父母并不理解杨淏,甚至颇为担忧他的安全。老两口本着“不理解但支持”的朴素念头,给儿子备好饺子宴,郑重送别。看着父母亲欲言又止的神情,杨淏往书包里放了两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沓宣纸。父母还把他送去了火车站——这可是杨淏当年出国留学时,都不曾有过的待遇。
旅途中,每隔几天杨淏就铺开宣纸,写信报平安,也写点沿途见闻。至于一些小坎坷,就省略掉了,“报喜不报忧嘛”。他总计写了40多封家书,真切体会到了那句从小背熟的唐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原本概念化的古典作品,自此有了具体的质感,让他觉得自己离传统文化更近了些。
杨淏也给朋友写信,有的还是旅途中结识的年轻人。“他们从没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我就答应给他们写封信。那将是他们人生中第一封信。”那也可能是一名邮局员工多年来收发的第一封普通邮件——一些小邮局经常没有寄信所需的邮票,面对杨淏,邮政员会好奇发问:“为什么非要寄信?”
当然,书写不一定只能用文字。在杨淏看来,镜头也能书写,影像能承载一些文字难以表达的东西。因此他特地带上两部相机,拍照、摄像。“都是老式相机,没法联网的那种。”他是打定主意彻底和线上切割了。
就这样边走边拍,杨淏走遍全国24个省级行政区中的68个市、县,积攒了大约100个小时的素材。行程结束,他花一年多时间,剪辑成一部近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我希望今年9月能在国内放映,到时候欢迎来看。”杨淏说。

杨淏在看地图。
对话 Q&A
杨淏:最美好的相遇,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走遍24个省级行政区的68个市、县,其间读了40多本书,自己“手搓”一本书,还拍了一部纪录片,这是杨淏断网134天后,交出的成绩单。在高度数字化的当下,抛开屏幕,离开互联网,竟能收获如此丰富的经验,杨淏给予我们的启示,何止于放下手机那样简单?
生活周刊:现在都是移动支付,但你不带手机,路上住宿、餐饮、买车票都得用现金,遇到过阻碍吗?
杨淏:在第一站临汾遇到过。我去的第一家酒店,可能因为前台不会操作的缘故,只支持线上下订单,无法线下办理入住,所以我换了一家。后来就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了,到哪里都能用现金。只不过很多人觉得奇怪,会多问一句:你怎么不用手机啊?我解释完原因,他们就更觉得奇怪了。
生活周刊:随身带那么多现金,又是一个人,担心过安全吗?
杨淏:完全没有。中国的治安太好了,到哪里都非常安全。人们也很友善。每次问路,虽然对方很不理解你为什么出门不带手机,但都会热情地给我指路。
说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在从运城开往芮城的小巴车上,司机不停地呵斥一个老太太,听意思是这个老太太老不买票,占便宜。同车有三名少年,他们就商量好,替老太太把车费付了。我觉得他们有同情心,就聊开了。等到达芮城,他们问我去哪儿?我说永乐宫。那儿距离芮城市区比较远,其中一位少年就打电话叫来他爸爸,开车一起去。直到我走进永乐宫,他们才回去。
像他们这样真诚善良的人非常多,我书里记录了不少。这让我心生感慨:我拒绝手机和算法,确实带来一些不便,但每次向外寻求帮助都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可见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更何况我一路上根本就没遇到过坏人。
生活周刊:大家都喜欢说现在的社会人情淡薄,但从你的切身体验来看,并不是这么回事?
杨淏:我觉得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是有很大区别的。数字世界会隔绝真实的沟通,当面对面交流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也会越来越稀薄,很难建立起信任。同时,互联网又会放大一些局部的东西,例如发生恶性案件,它会被迅速发酵、放大,给大众的心理蒙上阴影,甚至引起普遍恐慌。举个例子,我刚到英国留学那会儿,朋友圈传出一条消息:伦敦市中心发生恐怖袭击,大家不要前往。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而且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则谣言还是在留学生群体中广为流传,让很多人惴惴不安。
可是一旦我们放下手机,走进真实的生活,和无数真实的人沟通,就会发现世界是那样平和,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善意的。通过这次旅行,我重获了人与人交流的亲密感、重建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我觉得这很好。

杨淏在和当地人交谈。
生活周刊:不能在网上订房、订票,买小物件可能要对方找零,获取信息也不再是网上一搜就能获得了……总之,不带手机还是会有许多不方便吧?
杨淏:你说的这些不便确实存在,但不难解决,习惯了就好。至于信息,其实失去手机,我获取到的信息并不见得比以前少。你想,当我们搜索一个问题,互联网瞬间能提供几十万条答案,看上去很多,其实你查了几十条之后会发觉,它们大同小异,并没有增量。就是说,你付出了查看几十条信息的时间,只不过获取了一两条信息的内容,还都浮于表层。这叫有效率吗?
我们从书本中得到的就不一样了。书籍可以就一个问题深入探讨,我们读一本书,相当于从一个信息的表层出发,不断向下纵深,探寻这个信息之下蕴藏着多少潜力,我们还能看到何种风景、获得何种启发?我这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书,获取的信息质量,刷手机是不可能得到的。
生活周刊:你已经回归到有手机的日子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防止沉迷?
杨淏:没什么好办法(笑),我有点回到之前的生活状态了,每天跟手机强绑定,注意力和工作效率都不如在旅行当中。我有一个应对之策,不适合每个人,仅作参考吧。我家里是不装Wi-Fi的,手机的电话卡也拔掉。我有个工作室,每天起床,先去工作室联网处理消息、回复邮件。离开工作室以后我就断网了,把时间留给阅读、散步、观影。我不排斥互联网,也不会完全遁世,只是要跟数字世界保持距离,减少消息推送对专注力的打断。
生活周刊: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您怎样看待和对待AI?
杨淏:艺术本质上表达的是创作者的思考和体验,对艺术家而言,创作过程本身才真正有意义。这是AI无法取代的。所以我把AI视作高效的工具,用来整理和处理资料,完成基础性的烦琐工作,但不会依靠AI进行创作。所以我不排斥AI,凭我个人的力量也排斥不了。我是想保持一种审慎的、不被AI征服的态度。就像我关机旅行,不是要对抗什么,而是希望通过个人的实践,为大家提供不同的视角,重新理解手机、互联网和我们的关系。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受访者/图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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