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

2019年6月10日，《青年报》将迎来创刊70周年的纪念。七十载峥嵘岁月稠，大时代秉笔写春秋。今天，我们推开新时代的大门，回望《青年报》70年不平凡的历程……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就是你身在奔腾的生活中，同时又有另一个你在旁观、在思考，而学记团就是这样一方天地，可以把你作为一个学生的所见所想呈现出来，与同龄人分享和交流。

/ 带教老师之学记团往事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报》在中等学校里发行量很大，每天来自校园的投稿来信数量居高不下；“走下去、请进来”，那时候的报社记者、编辑和作者、读者之间联系密切，频繁往来约稿是寻常事——“学记团”可说是应运而生。

1985年成立的中学生记者团曾经是青年报办报的一大亮色，领风气之先，在上海的新闻界那也是有名气的。青年报社的门槛不高，几十年来东湖路17号的小楼里有过多少中学生进进出出，上至社领导，下到门房老伯伯，基本都能混个脸熟。面对一张张满是稚气和渴望的脸庞，报社里上上下下种种呵护。学记团无论是搞活动还是开业务讲座，从总编到部门主管、名编名记都是有求必应，为之提供成长平台、实践基地。前前后后有多位编辑、记者担任过学记团带教老师，在沟通和磨合中了解并走近中学生，陪伴他们一起成长，付出了心血，也留下了佳话。

江倩凤近照。

“假如我办青年报”，那时候的中学生同样有升学压力，更有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烦恼。独自闯出校园参与办报需要勇气和智慧，青年报社的资料室珍藏有署名“学记团”的所有文字，证明他们曾经的努力和执着，尽展当代学生的风采，给报纸带来了生气和活力。

在青年报社庆纪念日之际，已青春不再的当年的学记团同学，写下温暖文字回望自己的学记团生涯，因为，他们也是青年报社一员。    

江倩凤

/ 小记者之学记团回忆 /

每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时的喜悦，那种带有职业感的满足，是学生时代难得的体验，以至于我整个高三备考阶段都不舍得停笔，接连发表了好几篇校园观察类稿件。高考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完成了一整版的文字，记录整个备考时光，取名《未央歌》。刊发出来后，叫上了出现在文章里的狐朋狗友，大家团团围坐，我把整篇文章读了一遍，死党们静静地听着，那是永远镌刻在我心里的青葱岁月。

经由编辑老师推荐，我刚进入大学，江苏教育出版社就邀请我写一本有关高中的小书，那是《未央歌》的加长版，书名叫《班级日记》。我在大学期间依然在学记团发稿，加之出版的小书，使得我在毕业前得以叩开任何我想进的报社大门。这一切都是学记团赐予我的礼物。

陈瑜（原《申江服务导报》副总编，现人生大不同公益组织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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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学记团时家里已经有电脑但不能上网，要写好稿子再到杨浦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发稿。那次我参与特奥会志愿者服务（我会手语）后写了文章，编辑老师晚上6点多来电话说要修改，电话沟通就花去近半个小时，当晚还要交。我一路飞快骑车，边骑边想怎么写。到了图书馆噼里啪啦打字，终于赶在图书馆晚上8点关门前把稿子发出去了。第二天爸妈就在家里开通了网络。 

任立旺（现就职于新华医院五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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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要注意导向性，要考虑时效性，文章里要有丰富的细节……很多年以后，当我成为真正的记者时，发现新闻写作的童子功都是在学记团里打下的基础。

高三时我们七宝中学为十一对老师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集体婚礼，上海的主流媒体都来采访。我给编辑老师打电话，老师说，要像特稿那样写哦！集体婚礼中，有一位新娘从初一一直带我们到高三，同学们见证了这位陪伴了六年的老师的幸福时刻。那天全校师生都参与了，有现场，有细节，也有真情实感，稿子写好当晚就在校长办公室发了传真。几天后，新的一期《学生导报》来了，这篇《校园响起婚礼进行曲》成为大家传阅最多的文章。

朱凌（曾就职于《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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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青年报编辑部。左起：张咏、张弘、张咏晴、江倩凤、胡悦。

记得第一次写了5篇稿子全被“枪毙”了。我那时候好像看不到学校的闪光点，一般活动之类的我都没啥兴趣，就觉得写学校的负面现象之类很顺手。编辑老师帮助我，告诉我不要把负面报道都写成诉苦稿，要让同学们看到校园里不都是负能量。后来无论是实习还是工作，我都做的是舆论监督，我觉得这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是在学记团里发掘和培养的。在这个集体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识到自己喜欢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是今天多少培训班、多少小记者团出国采风都不一定能体会到的。 

郭文珺（现就职于《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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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我成为青春片的制片、导演，用胶片和影像记录很多人的青春，但这个记录最开始的冲动都在东湖路。作为那时最有名的学记团的成员，我看到了身边人的才华。我是用勤奋编织排名的一个，我给自己一个指标：比别人多写，以量取胜。我妈妈把我每一篇发表的文章剪贴下来，成为一套完整的“80后”校园典籍。我感谢那个时候的求生欲，无非想比那些“油菜花”多发一点文章，多亮相自己的名字，结果这些豆腐块却拼贴了自己的整个青春。学记团不仅是个荣耀的舞台，更是学会去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双眼睛。因为有过最鲜亮的开始，便布满初心。 

黄斌（导演、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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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许下的十六岁生日愿望是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那时我每个月都有两三个周末会背着书包出入东湖路上的报社办公室，参加编辑老师组织的选题会。学记团成员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我和其中一些人结成了持续至今的友谊。那会儿一个大的选题通常会由几个人合作完成，看到这种集体成果的时候，比单独看到自己的文章似乎更为快乐。记得1998年年末，我们做了一个整版的迎新年内容，我把那一个版面收藏在日记里，在旁边写上“我深情拥抱过的1998年”。当时学校里每个班级都订阅《青年报》，我的同学不仅会留意我的文章，还都记得那几个常常和我一起合作写文章的名字。这段学校之外的生活，使我得以比同龄人更早一点看到世界的面貌，而我对未来既好奇又急切，从那时起便持续地渴望拓宽自己的视野。

周嘉宁（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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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四位学记团同学在报社实习：左起前排计承德、胡悦、张咏、陈保平； 后排王祖光、张弘、张咏晴、王思穗、江倩凤。

高一的我曾拿起电话给学校边上的煤气公司反映液化气检修导致空气污染的问题，促使检修厂搬离。从1993年到1999年，以学记团之名撰写的各类调研、报道、纪实等10余万字贯穿了我的中学生活。今天回首，更多的记忆定格在校内外的采访、选题的策划、周末的写稿。翻开斑驳褪色的剪报，看看我有些“闹腾”的文字，可见当年编辑老师有多么开明大度。

在没有朋友圈的年代，因为采访，走进了那么多师长和同学的生活，较早参与一项“重要而正规”的工作，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懂得做事尺度的拿捏，早于同龄人开创了自己的教育事业。

高骐（华东人才教育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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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吴淞中学念书时稿子写在绿格子里，有了电脑后是写好打印下来寄走，遇上稿子急就要爸爸妈妈人肉快递，嗯，小记者们都这样。

常常是吃过晚饭和编辑老师通电话，一开始会觉得“没什么可写的”，聊着聊着就发现“有很多可写的”。然后周六去报社开会面谈。这段经历最让我受用的是获得了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直到现在跟小同事开会，我下意识地也会像当年编辑老师那样跟他们聊天。

虽然各个报社都有小记者团，但不夸张地说，青年报学记团绝对是名气最响的，而且是“品质保证”，隔壁兄弟报也会来“抢人”。我当时兼了另一家报社和月刊的专栏，单凭稿费基本就能养活自己。后来不少小记者成了大记者，媒体圈不大，只要说“这个人原来是学记团的”，就知道有童子功，文字不会差。  

崔烨（现就职于《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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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纽约时报》做的儿童版，从版式到插图都好看得令人羡慕，我还订阅了一份叫《le Petit Quotidien》的法国小学生报纸，以儿童视角来报道这个世界犄角旮旯里的新鲜事——回想当年，我其实也有幸经常可以在一份属于中学生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些文字，虽然大多是豆腐干小文章，但一个拥有了话语权和稿费收入的中学生还是蛮了不起的呢！我本来就很喜欢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于是和编辑老师讨论，开设了一个叫“校园新鲜事”的小专栏。我写过当时正在变得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在高架桥底下打篮球的运动少年，写过住在儿童医院白血病房里仍然热爱生命的小病人，更多的则是学校里日常的琐碎。这段经历让我成为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观察和记录也会带来思考，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这种习惯让我至今觉得受益。我的工作仍然在记录着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只要你愿意去发现，这个世界就永远新鲜。

高维安（现就职于《世界时装之苑ELLE》）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