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严惩非法捕杀和交易野生动物行为。”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专门提到了这一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倍受代表委员关注。在上海，有这样一群人，也始终在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线付出努力。

青年报资料图。

 全市56个监测站每日“监测” 

上海，临江濒海，是一座充满生机野趣的城市。501种野生鸟类、46种野生哺乳动物、51种野生两栖爬行类以及无数的昆虫、丰富的植物，与人类共享着这片热土。它们本是人类的朋友，却也总是容易被人类所误解和伤害。

今年疫情以来，市民对于野生动物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季镭对此便深有感触。他是上海市林业总站野生动植物保护科负责人，长春人。今年春节疫情出现后，他退了回老家的机票，每天都守候在野生动物管控一线。

他要组织全市56个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在每日11：00前完成监测区域内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巡查和监测工作，为全市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参考依据。

上海对野生动物的监测站体系自2009年禽流感之后就建立起来了，最初主要的监测体系防控对象是禽流感病毒。自然环境下，很多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导致人和动物共同患病的叫作人畜共患病，比如禽流感、SARS、狂犬病等，监测的目的就是对可能发生在动物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疾病进行监测预防。全市56个监测站根据疫源动物的迁徙规律，定期定时监测野生动物种类、数量以及异常情况并及时上报，发现野生动物死亡之类的异常情况则要快报。

一线114个监测员，每天要早早起床。市中心的监测员要监测巡查花鸟市场，市郊的如东滩、青浦大莲湖等监测点，监测样线就有几十公里长，监测员7点开始要走到11点左右才能完成监测工作。季镭则负责将所有点上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并上报，每日更新，定期还要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和各监测站进行抽查。

季镭所在的上海市林业总站（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事务保护中心）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科普。“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传染病的产生很多是由于人类没能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多样化地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和有关科普知识，让市民了解野生动物，与它们保持礼貌距离，友好相处。”           

青年报资料图。

 野生动物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上海的很多区域内，林业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和疫病监测等工作都被结合在了一起，主要原因还是人手不足。疫病监测站的编外人员接近一半，兼职的有70%。人手紧张、执法难度大，都是野保工作的实际难点。

野生动物保护，首要问题是解决非法捕猎和食用。上海是一个鸟类资源丰富的城市，在金山、青浦、松江等林地多、环境好的区域，时常会发生张网捕鸟的恶劣现象。

捕鸟的成本很低，一张网十几元，今天拆明天捕挂，执法巡护成本高，效率却低。如何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保护野生动物免遭厄运？上海市林业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执法稽查处，主要职能就是加强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执法监督，进一步与工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进行执法协调。

为了弥补人手紧张的情况，市绿化市容局林业和野保党支部、执法稽查处党支部还联手野保志愿者，建立日常沟通联系机制。野保志愿者发现非法猎捕情况后，第一时间告知支部党员，由支部党员协调区林业主管部门及时处置举报的非法猎捕情况。

上海就有一支“护飞队伍”，是萤火虫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队长姜龙于2007年发起成立的，目前共有5支队伍在全市范围内志愿开展巡护和拆网工作。 

林业部门管理的大片林地基本没有捕鸟网了，但捕鸟人从大林地转移到小林地，林地分散，零星撒网，更增加了拆网的难度。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们则成为了散布在各处的“眼睛”。

平时志愿者们一天要拆50～60张网，多的一张捕鸟网上就有5～6只鸟。拆网从2008年开始，12年过去了，依然还是没能拆完。虽然奉贤、金山和崇明近年来全区禁猎，上海也开展了“清网行动”等专项执法行动，打击力度加大，违法分子有所收敛，但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  代表委员支招  ═══

受访者/图

▍ 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

提高非法交易罚款金额

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晶莹十分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这次全国两会，她提交了一份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议案。

为了提交这份议案，陈晶莹做了大量“功课”。“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更多地强调野生动物的资源属性，侧重对作为资源的野生动物的利用。”她表示，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操作、实施情况看，效果仍有待加强。

“我国不少地区存在着食用、消费各种野生动物的陋习，许多野生动物惨遭掳掠和贩卖。违法成本低，执法效率低，监管机制失当，监管效力低下。”陈晶莹建议，应扩大野保法的适用范围，同时提高野保法的可操作性，强化法律责任，提高惩罚力度。

如何让惩罚到位？她提出，一方面要从购买源头严打野生动物交易行为。另一方面，要扩大野生动物管理范围，严禁个人和餐饮机构等购买和食用任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一旦发现不仅要依法处罚，而且要公告餐饮机构违法经营行为，取消其经营资格，列入行业黑名单；个人违法违规行为要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形成公众和社会舆论压力；对利用互联网开展野生动物交易的，平台主体应与买卖双方共担责任，接受处罚。”

她还提出建议，将现行法律中规定的罚款金额提高。同时，增加对于濒危动物非法交易的处罚规定，对从事濒临灭绝的野生生物非法交易的企业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针对监管“盲区”和执法“中空地带”，她建议将制定政策与立法的管理职能与督促政策与立法施行的监督职能相分离，厘清有关部门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职责。“可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职能划归自然资源部，在自然资源部成立野生动物保护局，由其承担陆生野生动物保护义务与职责；加强有关部门在立法和执法中的协同配合，建立部门间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和技术监管系统。”

受访者/图

▍ 全国政协委员黄绮：

可建立“正面清单”明确禁食范围

和陈晶莹代表一样，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绮认为，对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对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控体系建立不健全。

为此，她也在此次两会期间提出了修法完善建议。“首先要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在于保护而非利用，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应扩大至所有野生动物。”黄绮表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不应仅保护某一类或某几类野生动物，其还担负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任务，即使是普通的野生动物，对于生态平衡的维护也具有其意义，“因此，建议将全部野生动物包含在立法范围之内，可根据野生动物的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她建议可以采用“正面清单”的方式，明确和细化允许交易、利用和食用的野生动物。“由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决定只是禁止非法交易和食用，用正面清单列举，就可以明确禁止的范围。正面清单应考虑区分食用、药用、宠物等市场类型，使法条更为精细、更具可操作性。”

在列出“正面清单”后，可加强对正面清单所列可交易野生物种的检验检疫。她建议增设野生动物交易过程中的检疫环节，在现有林业和草原局监管野生动物的基础上，向动物防疫部门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放开对野生动物的检疫权限、加大检疫力度。细化监管规则，对于较难实现全阶段人工繁殖或捕获成本远低于养殖成本的清单内所列野生物种，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晶晶

编辑:梁文静 校对:顾米一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