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而且是出于他们面临具体的生活境遇时的需求。当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时候，他们必须为此创造出可以共享的资源，获得形成社会记忆的契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在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进行历史人类学解析时，在充分尊重传说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族谱记录、地方史乘等方法，旨在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名物，发掘具有社会价值的大历史。他在《祖先记忆、家园象征和族群历史》一文的最后所讲的这句话，是为“终章显旨”，强调从个体记忆到社会建构，堪为地方史志撰述的范则。

大树的历史不仅仅在于久远的年轮，更因为它的历史里，有城市生长和社会进步的记忆。作家和学者需要做的，正是在传说的基础上，唤醒大树的记忆。赵世瑜所关注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恰是极佳的社会史研究样本，以此为津梁，可以解读区域社会史的无数谜题。假以学术名义，大槐树自此完成了生态名物学向人类精神学的进阶。

赵世瑜是成都人，但他的区域历史和民俗学历史研究却很少涉及故乡，这种开放视野和思维极像另一个成都走出去的大家张隆溪。“世界之大，天下之广”，他们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便将一个本就有厚重历史的城市留给了“外来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从外地进入成都经年累月落地生根的人，则饱含兴趣和热情地打捞这个城市的大历史与小历史。这样的循环替补，几乎成为了一个规律性的存在。自贡人蒋蓝的成都历史书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存在样本。

颇为巧合的是，在这本《锦官城笔记》里，蒋蓝写到了龙泉驿区茶店镇两棵高大而历史久远的黄葛树。这个区域，恰好也是成都移民研究的中心所在，看起来，它们都承载了相同的族群历史，历史学和文学的打捞或者解剖，似乎都指向移民问题。但稍加留心，我们即会注意到，蒋蓝的文学打捞，在完成了“大树”的基本描述之后，就和学术写作的理路分道扬镳，他所在意的，是城市与大树、人与大树心心相印的命运。不翻族谱，也不用去查考地方史乘，他关心大树生活周边气场的“同与不同”，也关心它们是否挂上“名木古树”的牌子和大树生命力所在变成城市公园之后是否收售门票，这些细枝末节成为他文学解剖的重点所在，恰好体现了学术与文学写作的各异其趣。他让自己的情绪恣意生长，就像大树随风飘扬的枝丫，那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的小历史进入手法，在《锦官城笔记》里，显然已成为蒋蓝进入成都大历史的一个独门秘笈。如果说，历史人物是解构城市大历史的重头之选，那么，蒋蓝当然不会放过杨升庵、张献忠、李顺、李调元、骆成骧这些响当当的历史大人物，这些历史大人物，在他的城市历史解剖诸种前作里，已经有部分亮相。但是，蒋蓝更钟情于或者说更倾向于让那些小人物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前端，言说自己和城市交错缠绕的历史。所以，他为这些小人物单开新章，名为《天府新录》。石雕、藤编、木作……这些城市艺人在城市记忆和城市历史里“峭岶而上”，“堂皇”成为城市历史记录的主人，其对于城市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这样的位置摆放态度，却见出了作者小历史切口的文学写作立场。读者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慧悟，显然需要各凭缘法。

人物之外，就是潜藏在岁月河流里的无数名物，它们虽然不能开口讲话，但各自的物性里却刻着城市历史的印痕。名物写作，蒋蓝也最为擅长。此前的《豹典》，堪称名物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在城市历史的解剖中，他当然无法对所有名物给予如此大的体量，他需要有所裁摘和偏重，尽可能地让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名物历史得到释放。成都的乌鸦、大慈寺的“风送”、击溃围墙的杏花、木芙蓉简史，都是这样奇诡而让人耳目一新的篇章，名物于城市历史的解剖可谓别开生面。即便是《从“摸玉”到“磨鋊”》这样从音韵学进入地方历史的短章，也在他的勾连下呈现出了地方民俗解释的特别意义。在大历史写作注重社会氏族、经贸往来、文化传承等主体问题研究的一致性之下，蒋蓝的大历史写作旁逸斜出，而特别垂青于研究这些名物于城市历史的价值，可为其进入城市大历史独门秘笈之一种。

历史概念的勇敢提出，恰是另一种我特别欣赏的秘笈。在《成都是“西楼”意象的发源地》一文里，作者将成都与扬州进行对比写作，从诗文典籍中频频出现的“西楼”入手，提出了“西楼意象发源地”这一历史命题，赋予了成都城市崭新而古典的历史气质。尽管这个“西楼意象”尚属一家之言，除了文学之外，目前也尚缺乏其他学科体系的有力支撑，但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有了先声夺人的意义。从史家的“西楼”考辩，到文学家“西楼意象”的提出，再到“成都是‘西楼’意象的发源地”，历史概念的进阶，既让原初的西楼考辩落到了实处，也让新生的“发源地”张开了无限的城市活力。文学性的贡献，与历史学的贡献，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一文中，阐述了一瓶与海的哲学关系，恰可以移来解释城市小历史切口与城市大历史书写的关系。《锦官城笔记》显然不是标准的大历史书写之作，但这些小历史贡献，恰恰是“一瓶”与“天府如海”的关系所在：没有一瓶，焉得如海。赵世瑜、张隆溪等让出来的成都城市大历史空间，正该由蒋蓝这样的“外来人”填补。而基于小人物、名物以及概念学的小历史入口，如果可以成为大历史书写的取向的话，那么，所谓蒋蓝的独门秘笈也就有了被认可的可能。对于浩若烟海的成都历史而言，任何形式与方法论的填补，都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锦官城笔记》的价值，正在这里。

据说蒋蓝有志于《成都传》的写作，并已经有了详整的规划。长于情而不拘于史，是蒋蓝地方史志作品写作的一贯心法，这正好可以弥补一些城市传记文本“长于史而忽于情”的不足。此书可作未来自蒋蓝笔下诞生的《成都传》的前传看。蒋蓝笔下的《成都传》究竟是怎样一番面目和情感，让我们拭目以待。

权以为跋。

（“天府广记三部曲”之《锦官城笔记》，蒋蓝著，2020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蒋蓝：著名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黄河》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已出版《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至情笔记》《媚骨之书》。庞惊涛：作家、书评人，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

庞惊涛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