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周胜洁/文 常鑫/图

继“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形态，近年来，社会媒体对独居城市的“空巢青年”愈发关注。

在今年的上海两会召开期间，10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关注“空巢青年”社会参与及精神卫生状况。更别出心裁地建议，以社区模式为“空巢青年”提供一站式生活支援和辅导服务，或将部分长者公寓转型为代际共融生活社区。

 建议利用信息科技平台关注“空巢青年”心理 

“现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大城市打工的独生子女，他们一个人租房，一个人生活，被称为‘空巢青年’。”接受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独家专访时，市政协委员叶炳权指出，该人群的特征为20岁至30岁离开家庭、独自在大城市就业和生活的青年。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全国“空巢青年”已由2017年的5800万人增加至2018年的7700万人，预期人数将持续增长，其中1/5的人主要分布在深圳(307万人)、北京(300万人)、广州(289万人)和上海(241万人)。

叶炳权表示，“空巢青年”的生活模式和消费需求比较特别，他们独居单身公寓或合租房、不愿煮食、缺少家庭生活及感情寄托等，目前社会较多讨论的仅是由此衍生的所谓“孤独经济”、网络商机和虚拟社交感等课题，还没有深入探讨如何提升该人群的身心发展、精神卫生和社会参与等需要。

“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工作的8小时之外，他们不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叶炳权告诉记者，从年龄段可推知“空巢青年”属于独生子女，他们大多在父母及长辈的呵护下成长，部分人早在就读大学时期就因缺乏自我照顾能力及人际沟通技巧而被诟病。来到不同的城市发展后，在面对独居生活时，他们大多躲在屋里并依赖手机网络解决一日三餐、透过网游娱乐排除孤独感等，逐渐弱化了其对社会的参与度及归属感。从长远看，这不单会影响到个人的心智发展、精神卫生，以及未来的家庭观，个别也容易受网络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从而扭曲了社会观念和价值观。

叶炳权建议，相关部门可委托学术机构进行专题研究，有系统地全面剖析“空巢青年”的人群特性、生活就业形态、心理卫生状况等，从而探讨合适的支援措施和配套服务。

针对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上网的特性，叶炳权建议，创设网上辅导。善用信息科技平台去关注独居青年的心理及精神卫生问题，鼓励院校社会工作或心理学系的大学生在辅导员的督导下开展网上辅导服务，这样既使“空巢青年”能获得所需心理支持及转介服务，也让这些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能累积专业经验，有利日后的工作发展。

 提供一站式生活支援和辅导服务 

叶炳权还建议，筹建青年公寓。试行半公营兼自负盈亏的青年公寓或共享住宿，由市政府提供地方、交付私营企业筹建、委托非营利组织管理，用社区模式为“空巢青年”提供一站式生活支援和辅导服务，或者将部分长者公寓转型为代际共融生活社区，通过沟通接触去提升长幼互助的社会氛围。

不仅如此，对于企业来说，也要有社会责任。“我们应该鼓励企业主动关注背井离乡、独自在大城市就业和生活的青年，如设立员工生活支援服务，组织工作之余的员工活动。当然，也可以促进员工关心社会事务和服务社区，发挥潜能，建立积极生活观。比如‘空巢青年’可以发挥自己的能量，协助中老年人的数字社会参与、科技护养、公共卫生或灾难的社会支持活动等。”

对于这一观点，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青年问题研究专家杨雄表示，随着结婚率下降，“空巢青年”未来会越来越多。有数据预测，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特别是大城市的单身贵族数量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后，一人食、单身公寓会大量增加，且这样的数量可能是成百上千万的。

杨雄介绍说，前不久，有一家海外的房产公司进驻上海，把闲置工厂改造成拥有300多套房子的单身青年公寓，开设了公共活动空间，为“空巢青年”提供了社交的场所，有酒吧、康乐、各种文体活动等。这样的形式很好，能缓解这个群体的孤独感，给予社交和心理支持等。

 建议制定以“家庭友好”为前提的公共政策 

早在三年前，上海团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文献比较等方式，形成了“空巢青年”专项调研。调研发现，“空巢青年”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美国、日本在世纪之交就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今只能说局部缓解，整体上仍然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因而在直面这一现象时，要做长期化、常态化的准备。

作为调研负责人，上海团校青年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蕾表示，其实“空巢青年”分几种类型，有主动自愿型、积极成长型、享乐逃避型、被动空巢型等。

在主动自愿型中就有不少双创青年，他们有独立空间，创业产品的研发、传播、营销都能通过互联网在线完成，独居使其产生更多价值。

从斯坦福大学学成归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在上海创业有四五年，从事数据算法、程序研发，公司成绩一路向好，特别是2020年疫情发生后，能够记录行动轨迹等各类小程序成为热门，也让他的创业蒸蒸日上。但目前他还是一名“空巢青年”，一个人租住在徐汇区的人才公寓里。不缺社交的他坦言，目前还没有结婚摆脱“空巢”的打算。

不少双创青年做了和这位青年相同的选择，背后和相关政策有关。原来相关部门为了吸引双创青年来本区域发展，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提供保障性住房是其中之一，但其中有规定：一旦结婚，短则半年，长则两年需要搬离。

相比如今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考虑到恋爱、结婚、育儿相对高昂的成本，不少双创青年还是决定再“空巢”几年，先拼事业。   

相比这些主动“空巢”积极成长的青年，还有一些被动空巢型，这类青年从外省市来到大城市发展，可能没有出众的技能，也没与社会建立良好的连接，自我认同感不足，常被失落感、挫败感困扰，他们禁锢在自己独居的世界里，常在虚拟世界寻找存在感，他们需要社会各界关注，更需要心理支持与干预。“提案中建议从社区、企业、院校给予‘空巢青年’帮助，对这类青年来说有积极意义。”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青年学报》主编刘宏森也认同“空巢青年”的分类，造成“空巢”的原因各不相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最需要帮助的被动空巢型青年，他觉得，“空巢”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背后是“漂”在大城市的青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青年需要哪些生存资源，社区是否能在收快递等方面给予青年便利性措施，是给予他们最实际的帮助”。

对于青年个体而言，“空巢青年”可能是培养抗逆力，甚至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但当普遍到一定程度，成为影响社会活力、发展动力的公共问题时，绝不能将其漠视为年轻人可以“自动地”或者“自发地”解决的问题。

邓蕾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措施等必须跟上，更关键的是要重视发挥公共政策综合协调、协同治理的作用。“青年不是国家单个劳动力，如何设计以家庭友好为前提的公共政策，可能是解决‘空巢青年’现象的一个方向。”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 周胜洁/文 常鑫/图

编辑:陆天逸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