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文

在《对话批评：诗·史·思之维》一书的“序言”中，周新民教授说当前的学院批评早已陷入了“作家不爱，读者不喜”的境地。这话当然不错，且不说有不少批评文章佶屈聱牙、难以卒读，甚至就连其中的“学理性”追求也令人生疑：因为那些叠床架屋、词肥意瘠的理论推演，最终证明的都只不过是一些浅显的道理。所以我会说某些学院批评家，其实已经完全耽溺于自己的文字表演而无法自拔。问题就在于，周新民教授所言的这类“自说自话”，不仅会造成批评话语的僵化，关涉不到作家的创作实际，而且还会造成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性”错觉。即为了追求自足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批评家不断苛求论述过程的绵密与秩序，于是“一笔不肯苟且，一处不肯放松”的写作立场，终将让文学批评失去说闲话的自由。

然而不许说闲话，不正是基于“学理性”的合理要求吗？只是在我看来，但凡抱持此一观念者，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狭隘化了文学批评。因为批评文章既可以追求知识的真确，行文有序而不乱，也可以从评论对象起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探讨因对象而生的精神要义或社会命题。简言之，批评家有说闲话的自由。那些闲话，不仅容有批评家的个人意志与性情趣味，令读者得见批评主客体之间的言辩机锋，而且也能赋予灰色理论以盎然生机。从这个角度说，闲话就是文学批评的染色剂，它以树立言说者自我形象的方式，为批评文本“闲中着色”。异彩纷呈处，读来自会令人精神百倍。

如果单就话语类型而言，对话批评无疑是最能让人说点闲话的方式。且看本书中周新民教授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谈，或好整以暇慢条斯理，或机锋处处脑洞大开。一问一答间，尽显各自的性情与趣味，于是由批评话题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也会油然而生。全书的受访人共有二十四位，皆为名重一时的作家和批评家。虽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各异其趣，怀抱亦自不同，但都是些会说话的人。像吉狄马加的高屋建瓴、刘醒龙的勤恳朴拙、关仁山的忠厚平和、苏童的机敏智慧，以及刘大先、杨庆祥等学界俊彦的博学儒雅等等，皆可在其说话的内容与腔调中跃然纸上。而读者的阅读兴味也会于焉而生——毕竟和说了什么相比，怎样说才能更显说话人的见识与才情。比如吉狄马加谈民族之根与世界之眼，话题自不陌生，但他会说起彝族诗如何以比兴手法去写女性之美，像“绵羊的脖子”这样既新鲜又有趣的提法，怎不会令读者粲然一笑？刘醒龙在谈教育和伦理等沉重话题时，也会忽然拉起家常，当他借着《一碗油盐饭》这样的小诗托物言志时，一位作家的价值立场也会清晰浮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读者来说，那些俯拾皆是的闲话，不敢说有多么微言大义，但至少证明了受访的作家和批评家，都是“心中有读者”的人。

最后还想说说对话的另一方周新民教授。借用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周新民教授虽然惜字如金，但他其实深谙“会说你就多说点”的道理，可以说给予了受访对象充分的说话自由。他既是话题的制造者，也是对话规则的制定者。然而他绝不会喧宾夺主，反倒是以“富有启发性的提问”（杨庆祥语），引导着受访者的说话方向。比起自我表达的说话方式，接话的难度显然更大。好在作为采访者的周新民，首先做到了“心中有读者”。他的提问，与其说是自己批评观念的反映，倒毋宁说是以读者代言人的角色，表达了我们对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焦点。其次，周新民也做到了“眼中有对象”。他以平等的话语方式，询问、试探、认同和反思了作家与批评家的种种话题。蕴藉其中的，自是一位成熟批评家的责任担当。基于此，可以说周新民教授对当下学院批评的反思，对对话批评的倡导，以及在访谈中所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与家国情怀等等，不仅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而且也足以警醒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的批评实践。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立文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