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莽

我用书中第22节的这几个字作为本篇短文的题目，我以为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如果作者不是一个在水火之间煎熬过的人，就一定不会写出这样一本有意味的诗集来。

写这篇短文时，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特殊的时期。在这里，我不想说突如其来的疫情，不想说白衣天使，是的，是有许多无私的奉献者在拯救广大的生灵于苦海。而我想说，如果我能站在地球之外，不，或者说你能用俯视蝼蚁的方式，观看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所有的人，在同一天，被一种病魔堵在了屋子里，成千上万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失去了父母、孩子或亲人的人，在绝望与悲鸣中仰望着无尽的空茫……而其后，接踵而来的是心灵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领域的，许许多多的未知与可能在等待着这些饱受心灵磨难的人们，这无疑是一场无序、惶恐、打乱了惯常生存秩序的罹难。而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束手无策，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抚这无序的蚁群般的人间。

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人们郁闷的内心都聚集了想一吐为快的情感冲动，有许多人开始动笔写作。那些随感，记录，质疑、猜测、臆想汹涌而来，它们有多种类型，它们或质朴、哀伤、怜悯、同情，或幽默、嘲讽、愤怒、哲思，它们让人目不暇接。在这个有着上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分行的文字。但语言的洪流永远是芜杂的，能站在阿多诺那样高度的诗人寥若晨星。是的，所有的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自由，但是诗要求诗人自我审视和回应他者的审美判断。

我想，也许我们应离横亘在面前的灾难再远一点，才会鸟瞰到它的全貌。也许那时你会有更多的视角，令诗歌更贴近现代艺术的本质。现代诗歌不是纵情的产物，不是分行的散句，它是生命经验与文化经验的结晶。

我想回到《脆响录》本身，我认为这是一本生命感知沉淀后的诗集，由于它的明澈和包容，即使在这样纷杂的心境下，它能让我静下心来感受、回味与品读，并在五味杂陈中分享与之会心一笑的审美通感。

读这本230首，每首4行短诗的诗集，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两位亚洲的大诗人，泰戈尔和纪伯伦。我记起了《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甚至还有《吉檀迦利》，当然还有《先知》《沙与沫》。但《脆响录》与它们不同。

泰戈尔沉静中隐秘的高贵，萦绕在语言中的，无处不在的神性与美感的力量，让我们终生为之向往。而纪伯伦希望中的温情，冷峻中的哲思，悲悯中的诉求让我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生的理想与渴望。这两位伟大诗人的上帝和先知依旧活在心中，他们诉说时，心中都有一盏不灭的灯。

一百年过去了，这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上帝死了”的一百年，是人类经过一战和二战的一百年，是人们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电子化的一百年。也是人类艺术经历了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与后现代七上八下的一百年。

一个诗人，如果在作品中没有在字里行间体现这一百年的动荡与蜕变，那他的诗就可以不用读了。当然，我不是说你必须要先锋与现代，你必须要抛弃信仰和传统，而是说，你是否能将这些贯穿起来，敬畏并切实地接近古往今来的文化经验，你才是一位有可能写出一些有意味的文字的诗人。

我之所以用“水火之间”四个字作为这篇短文的题目，我认为商震是经过了某种历练并认真面对现代艺术蜕变的人，因而他的这本诗集中写出了有这个时代特色的体验与感受。

尽管我们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我们与世界同样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上都经历了人类几千年来变革最迅猛的一百年。但作为一个诗人依旧不会遗忘了那些最根本的艺术精神和文化传统，同时在否定与继承中，站在自己所属的时代里发出他本应发出的声音。

“上帝死了”，许多事物与文化精神被无情地涤荡，但它们并没有消亡。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再是泰戈尔和纪伯伦的时代。在地球小得如一个村庄的时代，你到底用虔诚的心灵体会到了什么?

对既定“真理”与神圣领域的诘问与反思；对经历过的人与事的调侃、反讽、诙谐与幽默；弱者合理的恐惧与面对歹徒逻辑的无能为力；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不以宿命的方式去承受的多向度思考；现实生活中爱的丧失、对自我的质疑、否定与失望；典雅、高贵、理想、信仰憧憬极致后的止步与消泯；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在世俗生活中是从容地失去，还是麻木地死亡。总之，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必然与偶然，面对现代主义艺术之后的失落与尘埃中的生活，诗人不甘做说谎者，献媚者，人云亦云者，不甘做一个陀螺一样的被驱赶的无中生有者。这些就是我在这本《脆响录》中所读出的。

（林莽，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我流过这片土地》《永恒的瞬间》《林莽诗选》《秋菊的灯盏》《记忆》等，现任《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林莽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