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青年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青年革命者的精神是永恒的。这种精神总能与每一个时代并肩而行，并对时代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何看待这部口碑大剧的现实意义？又如何评价当时那批为了信仰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苏智良在接受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专访时认为，当今青年人很好地继承了革命先辈的精神，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

记者：《觉醒年代》中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人。年纪最大的陈独秀也不过30多岁，李大钊20多岁，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等年纪更轻。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人？

苏智良：青年人从来都是最敏感，最有动力的。你看看世界范围的革命，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发起的，很少有老年人。当然，这些青年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鲁迅都是留学日本的，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后来还有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国外接受了新思想，回来之后看到国家面貌如故，于是就想着要改变。而改变的切入点就是文化，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这些青年人，都是受了《青年杂志》《新青年》这些读物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由文化而改变政治，这是那个年代中国革命的道路。

记者：在你看来，那个时候的革命青年有哪些特点？

苏智良：说人的特点，先要说时代的特点。《觉醒年代》这个“年代”其实就是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国家贫弱，战争连年，民不聊生，要拯救民族的呼声很高。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沉浸在高涨的革命气氛之中。从北京到上海的“三罢”，后来又是五卅运动。当时的青年都很关心政治，大家讨论的都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记者：《觉醒年代》并没有回避早期革命者后来的分道扬镳，比如胡适后来就和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分道扬镳。

苏智良：这本来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前面说，这些青年到外面看世界，接受的新思想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等等。当时有一个青年叫戴季陶，他还参加了新渔阳里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后来一听说要搞“暴力革命”，他就退出了。而邵力子就是另一种选择，他其实后来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至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他们一开始应该也是有坚定信仰的，否则也不会参加中共一大。只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才逐步背离了革命，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对于青年人来说，坚定理想信念比拥有这个理想信念要难得多。

记者：你说到青年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问题，在你看来，这些青年革命者为什么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苏智良：我想说的是，这些早期的青年革命者家境大多是很优渥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读那么多书，还能出国留学。但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国家民族命运面前，觉得自己责无旁贷。陈独秀就说过一句话，出了研究室就准备入监狱。研究室是研究真理的，但要实践真理就要准备坐牢。那些青年烈士，他们被关在龙华，其实当时看不到革命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

整个民主革命时代，牺牲的青年革命者都是以百万计。他们当中不少人不是不可以继续过少爷少奶奶的生活，但是却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记者：你觉得这些早期青年革命者的精神对当今青年人有什么启示？

苏智良：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也成为了百年大党。这真的是一代代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懈奋斗的结果。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当今的青年人还是要跳出“小我”，胸怀国家和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和国民做一点事。不能仅仅关心自己的事。我们现在说“命运共同体”，你不关心别人，别人不会关心你，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回看去年至今的抗疫，我看到很多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是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成了抗疫的中坚力量。这就是超越了“小我”，而拥有了“大我”。这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当然，这也说明，这些年我们的红色文化教育深入人心，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