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

七八年前，我在本上写下“虽然我躺在黄土之中，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即使中篇小说，构思酝酿再久，第一个句子想好才敢动笔。所谓的酝酿其实是寻找叙述的感觉，关涉小说的基调。那个句子必须是带钩的，有引力，能牵出千言万语。

彼时，我打算写一部百年家族式的小说，还没构思好，但躺在黄土中的叙述者让我兴奋和着迷。我开始想这个人是石匠。乡村各个行业都有艺人，木匠、铁匠、石匠、毡匠、画匠、锔匠、瓦匠、皮匠……很多。技艺在身，这些人绝对是聪慧的，而游历的工作方式使他们见多识广，能生发出更多的人事。关于匠人，文学中多有描述，因为读过，便少了冲撞式的兴奋。我还想过媒婆，也是出彩的角色，但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媒婆的形象偏向负面。直到有一天，我想到接生婆，顿觉醍醐灌顶。接生婆也依靠技艺，但显然更重要，关及生活与生命。

我生活的村庄就有接生婆，我们叫她太太，我们兄妹三人均是她接生的。每次见她夹着包袱急匆匆走过，我就知道有人要分娩了。城市条件好，生小孩可以到医院，过去的乡村主要靠接生婆。我的父辈，祖父辈，再往前推，均是由接生婆接生。当确定了叙述者的身份，有关接生的所有记忆便浮现出来。儿时我见过姨姨生产，没有靠前，在柜边立着。没人注意到我，我记得是带弟弟去玩。后来下乡，我采访了曾经的接生婆们，也采访过妇产科的大夫，比如关于横生关于死胎的处理等等。我的目的当然不是写接生婆的经验，但这些经验是必须的。

在确定了把百年历史与现实融在一起的伞状结构后，我着重寻找的是两部分内在的关联和契合。我想到生和活。窃以为，这是不同的，生是开端，活是过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有数次大的起伏，呈波浪形，参照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唐朝高峰人口有8000万，安史之乱减少了60%～70%，明代高峰人口2亿，明清交替损失8000万，相当于一个唐朝的人口被抹掉。这是极其惨烈的。战乱、饥荒、瘟疫与人类如影随形。但令人欣喜惊叹的是生的能力，或也可以讲，是用生来对抗死亡。生是艰难的，基本相似；活就更难了，过程各不相同。历史就是一部书，个体是其中的章节或细节。如果只是写史及人，我觉得仍不够丰富，容量不够大，有意延扩。天地之间，万物生灵。曾看到过纪录片，有一种动物面对死亡的威胁，不是逃跑而是交配。被石块压着的草往往长得更盛。如此种种，都是生的能力。当然，我不能写成百科全书，只涉及部分，乌鸦、喜鹊、蝴蝶、蚂蚁，还有花草树木。起先小说的题目想用《万物生》，后改为《有生》，语出《天演论》“此万物莫不然，而以有生为尤著”。如果万物生是一条河流，那么有生则更凸显河流奔腾的力量和气势。

个人认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生命之初的见证，接生婆最为合适。写的是百年，但我没有聚焦历史之宏阔，作为接生婆，很难承担这样沉重的任务，但她生活在历史中，必然受到历史的影响，或者说，见证历史事件。我采取了一种曲线式的、窥斑见豹的方法，以此拨划历史的琴弦，也许不够响亮，但有曲调，未必没有回响。在祖奶之外，我另写了五个人物。起先想写六个，觉得枝蔓多，改成五个。写祖奶侧重生，如花、喜鹊、毛根、罗包、北风五个人侧重写活的过程。他们都是祖奶接生的，每个人陷在各自的烦扰和苦恼中，都面临如何走出泥泞的困境。他们面对的也几乎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即如何活。关于结构，我在后记中说是伞状，就生和活而言，也许树状更贴切些。

前期有一些资料的查阅和人物采访，越细小的往往越需要落实，比如鸦片的栽培和熬制，然后动笔写人物传记。小说的妙处就在实与虚之间。所谓的风格就是语言和叙述及虚实分寸的把握。地名，比如张家口、张北城、崇礼、太子城等，都是实有的，但宋庄是我想象的村庄，垴包山、蝴蝶河是从他处移到宋庄的，这就是写作的乐趣，让世界从朦胧变得清晰。七八年前的那句话，在开始写作时变成了这样：我已是半死之人，但我的耳朵依然好使……

（长篇小说《有生》，胡学文著，2021年1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有生》是作家胡学文潜心八年完成的家族史诗似的长篇小说，它首发于《钟山》长篇小说2020年A卷，出版两个月来，不仅已经再版，迅速在多项重要文学评选中脱颖而出，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20年度小说排行榜榜首、2020年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榜首、《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 2020年五佳长篇。胡学文：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等十三部。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血梅花》获第十四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小说《奔跑的月光》被改编为陈建斌主演的电影《一个勺子》，在第51届台湾金马奖颁奖礼上获得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胡学文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