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1962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进入第三届，此前在莫斯科留学的曹鹏回到了国内，终于圆梦登上这个舞台，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首演了作曲家朱践耳创作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作品引起了上海乃至全国音乐界的注意，两位日后成为各自领域大师的音乐家，开始被誉为“上海音乐界升起了两颗明亮的星星”。59年后，在家中回忆这些场景时，已经96岁高龄的他仍然激动，甚至亲自上楼找来了一份泛黄的乐谱，“我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知道上海要办上海之春，非常激动，而听到《梁祝》后，我特意让夫人买了这份谱子寄给我，我说我要在国外也开一场中国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我要在莫斯科开中国作品专场”  

Q：这次上海之春给您颁发“特别荣誉奖”，心情如何？

A：上海之春给了我很多奖，我也很高兴，但我和我女儿说过，虽然是给我鼓励，这些奖应该多给给其他人，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一生也拿过很多奖了。现在我一直在关注社会上的自闭症孩子，也拿过全国助残的先进，那次是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三位领导给全国助残先进授奖。

上海之春现在是越来越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我也很重视。我今年也很好，我今年96岁，能够在这个年龄又碰到上海之春，还能参与，我非常高兴。

本届上海之春闭幕式上，曹鹏获颁特别荣誉奖。

Q：您对上海之春很有感情，还记得您当年对上海之春的印象吗？

A：1959年上海之春刚刚创办时我还在莫斯科留学，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上海之春的。首届上海之春上首演了《梁祝》，我听到了之后很激动，就赶紧给我夫人打电话，让她帮我找一份谱子寄到莫斯科，我想争取在国外来开一场专场音乐会。当时找到两位作曲家，结果他们自己也没有了，音乐学院也没了，但幸好，她还是在上海买到了这份曲谱，这份谱子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是第一版的。

我当时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我的老师列沃·莫列兹维奇·金兹布尔克教授对我很好。我去问他，我能不能开一场专门的中国作品音乐会。他非常支持我，就去找全苏广播交响乐团，那时候广播电台的乐队是水平最好的。他是权威指挥家，跟乐队说我是中国人，而且可以单独开音乐会了，那也是乐队历史上第一次办中国作品音乐会。他们也很支持，除了《梁祝》，我还选择了上海和北京两家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晚会》、马思聪的《塞外舞曲》等作品，他们请了最好的小提琴家演奏。我还记得，小提琴家认真练习了三个月，他跟我说，“你们中国风真的很难拉”。在收到谱子后，乐队又配上了钢琴伴奏，让合唱家练习。

1960年10月5日，这场音乐会在莫斯科的工会圆柱大厦演，是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名义。后来电台总编给我打电话，一是要我把《梁祝》录音，永久放在电台收藏，二是要将音乐会向全世界广播，要我用中文和世界讲话。我后来就用中文说：我是曹鹏，是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我们要用中国的音乐向世界广播。

这还有个小插曲。我夫人当时文工团出来之后，分配到兰州工作，我们没说要广播的事，她无意中一开收音机，竟然就听到曹鹏在讲话，而且很巧，听全了。我至今都觉得，上天怎么安排得这么好！

Q：您回国后，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首演了和您一起在莫斯科留学的朱践耳的作品，后来一直参加上海之春，哪场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A：1955年8月，经过选拔考试，以及一年的语言准备，我正式赴苏留学，攻读交响乐指挥。当年和我一起踏上这班专列火车的还有作曲系的瞿维、朱践耳、邹鲁和声乐系的仲伟。回国后，我和上海之春的缘分也很深，上海之春每场我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在上海交响乐团做指挥，后来到上海乐团做指挥，上海之春我还经常做评委，要推出一台新作品，评委有一个责任，就是和孟波、丁善德等老一代音乐家，一起去申报单位预听他们报的节目，看看够不够上海之春的水平。我们的预听很严格，老一辈的音乐家作曲家也都很有水平和鉴赏能力，通过之后，节目才能继续排练，然后登上上海之春——上海之春是国际性舞台，要求很高，没有艺术，光喊口号是不行的。

曹鹏展示此前中国文联颁给他的终身成就奖。

  “看到中华盛世我非常高兴”  

Q：您学习音乐是怎样的机缘？

A：我是江阴人。小时候，日本人带着刺刀和伪军，守住四个城门，进城出城都要和他们鞠躬，有一次我不肯，被拉过来就打骂，我现在都记得。后来读小学，正值全国开展“抗日禁烟”的爱国运动，我参加了江阴县举办的首次禁烟歌音乐比赛。我上面还有哥哥姐姐，平时都穿旧衣服，为了这个比赛，家里还给我做了件中山装。我们受压迫的民族，懂事得早，反抗精神也早，最后我得了第一名。我念的小学里的音乐老师，几乎每天放学后，他都让我留下来，教我乐理、认五线谱、弹奏风琴，还给我了一支长笛，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音乐的种子。进入中学后，我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全才的音乐老师——胡森林先生，他对我倍加关怀，指导我钢琴入门，提高我的乐理知识，为我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我们那个时代，正是抗日的年代，后来受到革命歌曲的影响很大。

Q：所以您指挥过很多的红色经典作品，是老党员了，您是何时入党的？

A：我是1946年6月入党的，我和我夫人同时入党，那时候是绝对保密的，要观察和考验你很长时间。那个时候，前线打仗的入党积极分子，三个月转正，后方的是考察一年才决定是否转正。我那时候年轻，一点都不懂，还以为参加革命就是入党了，结果一样经过了一年的考察期。我们要经常开小会，分析敌情，研究是否混进了怀疑对象，非常警惕。别人问你是不是党员，都不能回答的。

那时候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的时候，是先做地下工作，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交通员带到革命部队。到了部队，第一件事情就是填表格，立即改名，我原来不叫曹鹏，因为那时候汉奸、特务有很多，《红旗颂》的作者、作曲家吕其明的父亲，就是被叛徒出卖的。从1947年到现在，吕其明和我一直都是好朋友，我们共同在文工团管理乐队。

曹鹏展示老照片。

Q：因为这些经历，您指挥红色经典作品，情感上特别饱满。

A：解放前，因为局势，我曾经三渡黄河，那个时候都是小船，每边最多坐10个人，还要胖瘦搭配。坐好船老大就吩咐不能动了，因为容易翻，果然，中间有一段风浪特别大，水花都打到手上来，我们就真的帮着船老大喊号子。后来就想，冼星海真的很伟大，他的自传中，没有提到过黄河，但他写出来的曲子，就真的是我到黄河的感受。所以我后来有一点好处，指挥一些作品时，我有生活体验，情感上就是两样的——上海曾经举办第一次两万人的音乐会，是在江湾体育场，曲目就是《黄河大合唱》，我去指挥，特别有感情。包括我们现在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当年能有五星红旗，真的是不得了的。

Q：如今您偶尔还会登台指挥，精神非常好，也是那个年代锻炼出来的吧？

A：我现在身体那么好，还坚持游泳，是因为多少年在山沟沟里，经常每天五六十里地急行军。所以现在像我这样经历过痛苦和斗争的这一生，还能活着，看到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进入新的世纪，看到中华盛世，国富民强，老百姓生活都很好，我这个年龄的人，是非常感动的。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编辑:梁文静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