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

这一系列短文原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中。之所以会写，和《文汇报》时任特聘首席编辑潘向黎有绝大关系。记得是2014年，潘姐和我约稿，然而，我并没适合“笔会”的文章。我写的主要是小说，除了偶尔写点儿创作谈之类的，几乎没写过散文。

两年后，小说集《安娜的火车》出版时，我写了《和我有关的世界——谈谈我的最新小说集<安娜的火车>》。问潘姐这样的稿子能不能用。不久，潘姐回复说：“当然能。”这成了我发表在“笔会”的第一篇散文，时为2016年1月20日；几个月后，心血来潮写了《上山拾菌子》，成为我发表在“笔会”的第二篇散文，时为2016年7月28日；接着，又发了《奶奶的茶园》。后两篇散文都是写故乡施甸的。我想，要不写一系列这一主题的短文吧？

“笔会”编辑部几位老师商量后，让我在“笔会”开个专栏，大概一月一篇。我非“名家”，且没写过几篇散文。“笔会”竟能让我开专栏，真是非常感谢他们的信任——犹记得刚发表专栏第一篇《高黎贡》时，周毅老师发来微信，说“这篇震住我了”，让我惊喜又惶恐。

去年，周毅老师遽然仙去；从《在工地》开始，我的责编换成舒明老师。一个专栏，竟见证了外部这么多人事变迁，不由得让人感慨。

回想当初，想过好几个专栏题目，最后选定的是“云边路”。

云边路，是依稀的来处，也是渺远的去处。若细抠字眼，最初的想法是，“云”即云南，“边”即边疆，“路”呢？自然是指我在施甸这云南边疆小县度过的十九年。但我想把“云边路”的写作领地大致圈定在保山，而不仅仅是施甸。保山下辖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腾冲市和市政府所在地隆阳区。保山不仅有高黎贡，还有松山、怒江、澜沧江……这些高山大河，是被我从意识深处当作“故乡”的地方。

之前，我在几家报纸开过专栏，没有哪个专栏写了超过三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话还真不错。潘姐说，她是个好编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自己都没想到，“云边路”这专栏，竟然很快就写出了不止三十篇。那些注定跟随一辈子的记忆，在我写作十多年后，闪耀着簇新的光亮，自己打开闸门，奔涌至眼前。

这几年，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念写这部长篇，已是2011年，最初的动笔，也已经远至七八年前。然而，第一稿废了，第二稿废了，现在，我所写的是完全推倒重来的第三稿。每天打开电脑，点开文档，盯着，直到十点，十二点，两点……现在是三点十六分，窗外鸟叫了。夜幕被一粒粒鸟鸣射出千疮百孔。又是新的一天，待中午起床，打开电脑，继续盯着。新的一天！我仍然没写出一个字。为什么写不出一个字？！思绪像生锈的螺丝，被死死地拧在了最末的一个字眼上，没法往下挪动一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极度沮丧，沮丧后又一再涌起希望，希望过后是更深的沮丧。我想，我怕是永远写不完这部长篇了……还好同时在写作“云边路”，让我能够确信，我拥有的文字江河并没有枯竭。

不过，“云边路”的写作和小说很不一样，材料是直接从现实记忆里捡拾来的。写了四五篇后，新的困惑产生了：这样书写究竟有多少价值？实在有太多人在写记忆、写乡村、写亲人、写习俗了。我所写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伴随着困惑，“云边路”一篇又一篇地持续产出。

自2017年4月24日《高黎贡》发表，到如今，“云边路”系列已经在“笔会”发表三十多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学报》《广州文艺》《大益文学》《温润保山》等报刊也零散发表了二十多篇。其中，《温润保山》是保山的内刊，虽为内刊，印制却极为精美大气。主持刊物的蒋开磊兄，于2017年第1期开始，在刊物上持续刊发“云边路”系列，让我和故乡的人们多了一份文学情谊。转眼之间，“云边路”就要从专栏变成一本书了，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而我的计划是，即便结集出书了，“云边路”专栏仍会继续，甚至才刚刚开始：一个世界正渐渐显形。

我渐渐明了，要在“云边路”的世界里建构怎样一个“文学世界”：和我的记忆有关，和我的当下有关，还和保山的历史与现实有关。个人经验和地方历史交织，“云边路”里的保山才能成为一个细微而宏大、复杂而立体的文学地理。而最终，“云边路”不应该仅仅是指向一个人或一个地方，而应当指向生命和世界。

作为“附录”的《我和我的村庄》，是我刚刚开始写作时写下的二三十篇更短的短文。编订书稿时，忽然想起这组文字，意识到，这是“云边路”的源头。故乡的山川草木，是早早就召唤过我的。然而，我走到别的路上去了。如今，它们终以新的面目呈现。

希望我的文字，能够照亮故乡僻远的高山大河和悠远的蛮荒岁月，也照亮自己的生命。

（散文集《云边路》，甫跃辉著，北京十月文艺2020年12月出版。甫跃辉：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安娜的火车》《五陵少年》《万重山》等。）

甫跃辉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