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出生在一个叫瓦窑堡的地方。对，就是陕北延安的那个瓦窑堡，就是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壮丽史诗的塞上红都。魏建国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脚下的这片热土，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者。魏建国年轻时最想当的，就是抛头颅洒热血的军人，但是自己的条件不够，阴差阳错地学了历史，这也许是命中注定，让他利用业余时间，挖掘了不少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不过，作为《延安文学》的掌门人，他明白读者与其说是冲着“文学”，不如说更多是冲着“延安”来的，“红色记忆”才是“人无我有”的资源优势。魏建国说，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会成功。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我生长在瓦窑堡，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青年报：你是延安本地人吗？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魏建国：我出生在陕北延安子长县，具体地点即现在的瓦窑堡镇。瓦窑堡是陕北名堡，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而且是闻名遐迩的塞上红都，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里曾经成为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的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曾在这里叱咤风云，留下了壮丽的革命史诗。

青年报：你生活在这样的红色热土上，是不是从小就能听到很多红色故事？你挑几个特别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可以吗？

魏建国：从1966年出生到1984年高中毕业，我一直生活、成长在瓦窑堡。在我生命最初的十八年，身边始终弥漫着历史的烟云和革命的氛围，只不过自己年少无知，没有特别在意这个强大的气场。成年后，我深入了解了瓦窑堡的历史，特别是负责《延安文学》，成为文学界一分子之后，终于明白，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家乡瓦窑堡实在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她的历史太丰富了，出了那么多历史人物，土生土长的，外地到来的，数不胜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群体，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瓦窑堡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瓦窑堡的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子民，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都被革命的滔天巨浪裹挟进去，参与了那场陕北有史以来最宏大的革命。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她的一砖一瓦甚至一草一木，都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者。对于作家而言，生长在这里，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我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中，无意中就与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发生过无数次的交集：我出生的大杂院，曾经是中央军委的被服厂、鞋袜厂；相邻的一个四合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的原址；小学时的操场，就是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召开追悼会的现场；我从小的一个玩伴汪小毛，他父亲是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小个子老头，我们跟着大人叫“汪小鬼”，后来才知道，他于1935年随徐海东的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来安置落户到瓦窑堡，是真正的老红军、红小鬼，本名叫“汪学贵”；上小学时，班里一个姓谢的同学，和我上下院住，他父亲谢绍彦是谢子长的亲侄子；我初二时的同桌，是西北红军著名战斗英雄郭立本的外孙女。

我的大舅张志廉，1932年成为党员，1934年任区委书记。1935年11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大范围扩红，给区委分来了任务指标，别人都看书记怎么办，大舅头一个报了名，随毛主席参加了东征，随彭德怀参加了西征。1957年病逝，葬于西安烈士陵园。大舅参军走了一个多月后，我的母亲才出生，嫡亲兄妹，一生都没见过几面。

母亲的表兄路文昌，西北红军中的著名烈士，在路过绥德田庄时打一个寨子，被敌人抄了后路。他命令部队撤退，自己断后。掩护部队撤走后，又命令身边唯一的警卫员也撤，警卫员不肯，他用手枪指着头骂道：“不撤，枪毙了你！”警卫员只好含着泪撤了。路文昌和敌人对射许久，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后，头颅被敌人割下，在寨子上挂了三天才被赎回。

这些与我有直接关系的人或事，在瓦窑堡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这些远远不是古堡的全部。古堡里被载入史册的人和事，实在是数不胜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普通百姓的人生经历，都是极好的小说素材，到了高明的作家手里，足以写出鸿篇巨著。可惜，自己缺乏文采，无法表达其中的万分之一，只能从事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出来留给后人。

青年报：其实，你这也是文学工作的范畴。你能不能谈谈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魏建国：我在小学学会拼音的时候，就开始对着拼音找书看了。小时候家里活多，柴、炭、水、扫院、推磨、压碾子，都要干，看书都是挤时间，为看书没少被大人责骂。高二分文理科，是我人生第一次抉择。那时虽然爱读书爱文学，但心里依然做着从军梦。一个表兄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工作，我给他写信咨询了解到，报考军校要符合入伍条件，那时我已经戴上眼镜了，外语又是最弱的一门课，这才彻底死了从军的心，决定学文科。

到文科班不久，正好买到一本《青春诗选》，里面有普希金的名作《十月十九日》，同时的某期《语文报》介绍了苏州中学沧浪文学社，于是产生了办文学社的念头。于是1982年10月19日，子长中学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社——野草文学社，正式成立，共七个人，出版了油印四开小报《野草》。此举让我们受到了尊重，促进了友谊，后来读到刘绍棠怀念鲁迅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迅先生逝世于10月19日，这本来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纪念日。

1984年高考，如果按正常情况报考中文，很有可能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但是阴差阳错，被录取到历史系，学得还不错，完全钻进去了，于是逐渐和文学创作断了缘分，但文学阅读的习惯始终保持着。1987年大学毕业后，在基层中学教书，一直没有放下书，读了不少外国经典，这些年更是一直在补课，读外国文学名著，目标是二百部经典名著。现在读书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盲目，不乱看了，选择性极强，读的都是公认的经典。终于明白，哪怕是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真正流传下来的其实也就是很有限的那几部，大部分也被淘汰了。时间最公正，最严厉。

青年报：《延安文学》1979年创刊。延安作为革命老区，以前有没有文学阵地？杂志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创刊，这中间有什么契机吗？

魏建国：延安以前没有文学阵地。1979年前后，正是文学期刊复刊的一个高峰期，文学环境的变迁使得文学领域也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声音。《延安文学》原名《山丹丹》，1980年更名为《延安文学》，1987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始终扎根泥土，关注现实，发表了陕北几乎所有文学爱好者的处女作或代表作，为繁荣陕北、陕西乃至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2   与其发表名家庸作，倒不如关注文学新人。

青年报：《延安文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前辈们当初的办刊理念和定位，以及栏目设置、品牌活动，哪些是延续下来的？哪些是不断发展出来的？

魏建国：由于受社会思潮、文学观念、个人风格的影响，《延安文学》的办刊理念和定位，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或不同，但历任主编及编辑们对这块来之不易的文学阵地的呵护坚守，都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的。从创刊至今一直保持的栏目主要有“小说工场”“西部散文”“诗读本”“北方评论”“文化随笔”等。

2010年3月我参与编辑业务后，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延安文学”最吸引读者的是什么？到底是“文学”还是“延安”？如果只是“文学”，他们大可以去订《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延安文学》肯定要受到冷落。我想，读者与其说是冲着“文学”，不如说更多是冲着“延安”来的。那么，“延安”到底有什么？我认为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红色文化，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史；一个是陕北民间文化，民歌、信天游、陕北说书、安塞腰鼓、陕北秧歌等。因此，我们在继续办好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栏目的同时，新开辟了“红色记忆”和“人文陕北”两个特色栏目。

“红色记忆”栏目一直由我主持，重在发表陕北红色题材的文史作品，尤其是连载的赵通儒回忆录《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红色记忆”成为一种现象级表现，成为全国文学期刊中的王牌栏目。2016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年会上，《延安文学》与《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十月》等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讨论时，主持会议的《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杨晓升，称赞《延安文学》立足“人无我有”的资源优势，拓宽办刊思路，开辟“红色记忆”栏目，在千刊一面的大环境下，办出了特色。今天，舆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背景下，学习党史，宣传党史，成为各个舆论阵地最重要的工作，全国上下，全党内外，一致行动，掀起了学习党史的热潮。而早在十二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开辟栏目，无疑走在了全国文学期刊界的最前列，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

为了打造《延安文学》的品牌形象，我们还于2012年设立了“延安文学奖”，三年一评，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我们不设奖金，只颁发荣誉证书。至今已评选了四届，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纯粹、干净、以质取胜的纯文学奖。

青年报：作为天然具有强烈红色基因的杂志，你们有没有举办过相关的品牌活动？

魏建国：主要是策划出版了两个专号：2015年和2016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分别出版了两期《延安文学》专号。这两个专号顺时应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国内多家媒体或转载出版消息，或刊发专号文章。其中“长征专号”中《长征路上的国家银行》一文，引起中央电视台关注，派摄制组专程来延安，通过我们联系到作者进行专访。2016年9月30日，《陕西日报》开辟6个整版纪念长征胜利，其中4个整版出自《延安文学》纪念专号，转载了专号中的《参加长征的陕西人》《长征战役中的西北红军》《长征路上的外国人》《长征：突破一切》等4篇原创作品。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柏峰认为：“《延安文学》的长征纪念专号选材精当，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图文并茂，堪称一部完备的长征简史。”许多读者或致电，或登门，或托熟人，或给编辑部留言，纷纷求购索赠，对专号赞誉有加。

青年报：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你们有没有什么主题策划？你认为红色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才能与时代结合？

魏建国：我们打算再编一期“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专号，和以前出版的“抗战”“长征”两个纪念专号，形成一个系列或者说传统，目前正在有序进行中。

我觉得红色文学创作，首先要把握好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随意解构历史，调侃崇高，低俗媚俗，玩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受到唾弃和嘲弄。其次，红色文学虽然写的是历史，但也要关照现实，烛照心灵，起到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再就是在文学技巧和表现手法上，一定要“历史元素，现代表达”，根植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这块土壤，不断探索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的新的表现方法和艺术语言，实现文学的不断创新发展。

青年报：《延安文学》虽然地处一隅，经过多年努力，也产生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最突出的莫过于获过鲁迅文学奖。你能介绍一下这篇获奖作品的前前后后吗？

魏建国：延安虽然地处一隅，但经过几代《延安文学》人的努力，推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使《延安文学》在全国文学期刊界逐渐树立了形象，拥有了立足之地。《手铐上的蓝花花》原载于《延安文学》2007年第6期，是吴克敬“陕北系列”中篇小说之一，是作者在《西安晚报》工作时，采访了一位女犯人，根据她的故事写出的。2010年10月，吴克敬凭此作获鲁奖的时候，我刚接手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工作。《延安文学》成为全国地市级刊物中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期刊，让我们感到很振奋也很意外，及时请责任编辑之一的成路对吴克敬作了专访，并在2010年第6期作了吴克敬作品专辑给予积极推广。

青年报：听文学界的朋友讲，你担任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延安文学》主编不久，就编了一套五卷本的《延安文学200期作品选》，洋洋洒洒三百余万言，把《延安文学》创刊以来的优秀作品都收进去了，堪称一部真正的“陕北文学史”。请你谈谈这个情况吧。

魏建国：2012年，《延安文学》出刊至200期。因此，我产生了编一套《延安文学》纪念丛书的想法。我和同仁们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披沙拣金，终于在一年内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视力严重下降，右眼由500度上升到650度，左眼由450度上升到575度。《延安文学200期作品选》分为中篇小说（上下）、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收入了452名作者的464篇（首）作品，这是对《延安文学》刊发作品的一次全方位整合与梳理，也是对《延安文学》作家方阵的一次全面检阅。入选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陕北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我坚信这套丛书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它不是漂在喧嚣层面上的浮华，而是积淀下来的厚重和真实。我在“后记”中说：“文学是需要沉淀与过滤的。一定范围内的年度选本与一定时期内的选本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为文学史提供素材，后者本身就是历史。”

青年报：《延安文学》是当地作家走上文坛的重要通道。请你结合具体事例，讲一讲你们在推出当地作家和发现文学新人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魏建国：我们的稿源主要来自当地和全国的基层文学爱好者，和“都市学院派”作家相比，他们虽然在写作技巧和水平上还很不成熟，但他们拥有深广的基层生活经验。经过我们编辑的反复修改认真校对，发表出来的作品不但没有降低刊物质量，反而因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编刊过程中，我们设置了“朔方星空”“陕北青年诗人作品选”“大学校园诗选”等栏目，尽量优先发表陕北本土作者的作品和文学新人新作。2013年5月，我们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请已进入全国文学视野的我市优秀作家介绍了读书写作经验，40名青年作家参加了座谈。2014年初，我们还专程去北京，向中国作协的领导和文学界的前辈们，郑重推荐了一批已具备走向全国实力的陕北青年作家，这一无私之举，令陕西在京的文学前辈与中国作协的领导深受感动。我们不仅注重扶持当地作家，也注重推广全国作家，二者有所侧重但又一视同仁，只要作品好，我们就推广。

我们看重现实主义作品，坚守现实主义风格，关注底层人物命运，多刊发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对于那些小资小我、炫富摆阔、猎艳搜奇、胡编乱造、杯水风波、故弄玄虚、调侃崇高、颠覆历史、藐视读者、不可一世的作品，坚决拒绝和抵制。因此，用稿始终坚持“人民性、思想性、艺术性”标准，以“注重质量、不唯名家、不薄新人”的原则，以“接地气、重写实、有暖意”的情怀，在“千刊一面”的文学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3   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会成功。

青年报：现在比较有名的作家，似乎总想上大刊名刊，因为不仅影响大，而且稿费也高。你们对待名家稿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不愉快或者很感动的事？

魏建国：我们很少向名家约稿。一是经费有限，稿酬标准较发达地区低得多；二则即使名家愿意赐稿，现在也很少会把最好的作品交给我们这样的基层刊物。与其发表名家庸作，倒不如关注文学新人。编辑本质上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我的做法是雪中多送炭，锦上少添花。只有这样，文学事业才能永葆活力，文化文脉才能薪火相传。

青年报：你和前几任主编都有哪些交往？这些前辈在为人为文方面，应该有很多令人敬仰，值得我们学习的故事吧？

魏建国：我是2006年进入延安文学杂志社的，那时曹谷溪主编已经退休。曹老是《延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与路遥有着深厚而传奇的文学友谊。曹老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了钟爱的文学事业，为了陕北文艺的繁荣和文学队伍的培育，可以说夙兴夜寐，不遗余力。他退休以后，并没有像其他干部一样清闲下来，他的家俨然成了一个办公场所，甚至比一个单位还忙。他为一个个登门求访的文学新人悉心指导，并撰写序文或推荐文章；他还担任《路遥研究》主编，自筹经费保证刊物的连续出版；他还先后主持编纂了《绥德文库》《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等系列大型丛书，为研究陕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宝藏。

著名诗人、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是我进社时的主编，但我俩作为子长老乡，早在我上中学、他读大学时就已相识。1987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和阎安师兄共同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据我所知，那是建国以来陕北第一所私立学校。这所学校仅仅存在了半个月就夭折了，原因自然只有一个——超前。阎安任主编后，紧跟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潮流，以诗性读本、艺术大刊的办刊胸襟，使得《延安文学》逐渐挣脱浓重的泥土气息的束缚，从而变得新潮、现代、先锋，面貌焕然一新。他继续加强了同国内文学期刊界和文学同仁的交流，并以其出色的诗人才华，使得《延安文学》影响愈加瞩目。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延安文学》刊发了吴克敬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从而使《延安文学》跻身国内一流文学期刊行列。

我是从史小溪手里接任《延安文学》主编的。史小溪不仅发掘培养了大批散文作家，还创作了以《黄河万古奔流》《陕北八月天》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史小溪老师为人为文都干净纯粹，是西部散文的旗帜性人物。那是2010年，杂志社开始独立设置，我是第一任社长（兼主编），2013年主编由侯波担任，他是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小说家，2019年年底调到市作协当了副主席，2020年夏杨建接任了主编。我作为社长至今，无论哪位主编，我们配合得都非常密切，大家都是一心为了办好杂志。

青年报：从延安走出了许多重量级作家，最突出的就是路遥。路遥的成功和《延安文学》有没有关系？你和路遥有交往吗？讲讲你所认识、理解的路遥吧。

魏建国：路遥身上有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特征，这也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能够感染亿万读者的原因。我认为，路遥身上最显著的气质，是他的英雄气，敢于舍弃，人生短暂几十年，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需要什么，不屑什么。有了这样的心胸和理想，才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另外，路遥身上充满人民情怀，作为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他永远没有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价值，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会成功。

我和路遥本人并没有直接交往，他在世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入文学界，只是他的一个忠实读者。但路遥与《延安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把《延安文学》编辑部当作自己的半个家，而《延安文学》的同仁也把路遥当作自己的家里人。

1981年8月，《延安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讨论会，邀请路遥、贾平凹、和谷三位青年作家、诗人到会指导。路遥那句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就是在那次讨论会上讲的。1986年，《延安文学》想在公开发行的第一期上选发《平凡的世界》的一两章。路遥考虑得很多，发表其中的一两章，会不会影响整个长篇？所以《延安文学》同意一个字不改，照原样发表。

1987年1月，《延安文学》公开发行第一期后，在陕西省委宣传部会议室召开了首发式茶话会，路遥作为《延安文学》编委第一个发言。他说：“现在刊物才刚刚公开发行，如何办好，需要有个过程。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立足陕北，面向全省，走向全国。从内容到形式要克服浮躁和洋味十足，不要看上去像老农民穿西服。现代意识主要是一种生活观念，编辑人员从一开始就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

青年报：除了路遥之外，你们的作家队伍，堪称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阵容，丁玲、艾青、萧军、贺敬之、秦兆阳、魏巍、胡采、杜鹏程、胡风、史铁生、陈忠实、贾平凹、高洪波、叶延滨、雷抒雁、阎纲、顾城、阿来等众多作家，都在《延安文学》刊发过作品。你觉得他们当初看重《延安文学》的是什么？

魏建国：我想他们看重的是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壮大，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感召力。我在编选《延安文学200期作品选》时，看到了贾平凹、顾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在《延安文学》上的作品。他们不是时代的应声虫，已经有了对美和爱的追求与表达，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全新的审美观念、对社会变化的敏锐嗅觉以及把握时代前进方向的强烈意识，让我倍感惊讶。他们后来成为文学大家名满天下，绝不是偶然的。

  ·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二十七  ·  

魏建国，1966年生，陕西子长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历任《延安文学》副主编、社长兼主编、社长，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2012年，主编出版《延安文学200期作品选》（全五卷，300万字）。2004年起业余致力于陕北早期党史研究，整理挖掘出数百万字的党史人物传记和党史资料。著作有《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民族英雄谢子长》《焦维炽》《史唯然》《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子长革命斗争史》《陕北世事》等，在党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