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要有新意,不然对不起越来越瘦的时光,唯爱永恒,爱得越深对时代的沉浸越深
2021-08-22 生活

刘醒龙先生曾经表示,他是在黄冈地委招待所出生的,所以很羡慕别人在老家有一座老屋,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长的树木。母亲曾带着他在招待所那一带找了几回,一直没有找到,因为拆的拆,改的改,已经面目全非。刘醒龙的老家黄冈,可谓是群星灿烂,毕昇、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黄侃、熊十力、胡风……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只读过两年私塾的爷爷。在他眼里,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播种者,爷爷讲的不是某部文学名著,而是那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故事。刘醒龙还有一对非常优秀的儿女,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小的建树,刘醒龙的看法却是,所谓“文二代”是最不靠谱的一种说法,孩子能走到现在都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孩子的证实,他儿子在参加一场文学活动时说,从小开始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想不到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却与父亲撞了个满怀。刘醒龙对子女们唯一做过的事就是不时唠叨,希望孩子们将这条好不容易兴起的文脉延续下去。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播种者,他讲的是那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故事。

青年报:刘老师好,你在疫情发生之前患了眼疾,大家都非常关心你,你的眼睛现在痊愈了吗?

刘醒龙:确实,眼疾惹出很多麻烦,仅仅是朋友关心了解情况时听我解释,就要说老半天,人家还不一定听明白了。后来我想了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用窗户作例子。一般人眼睛有毛病是窗玻璃不好,我这眼病与窗玻璃无关,是窗户的框架出了问题。这种毛病很少见,能看这种毛病的医生也很少。经过快两年的西医加中医的治疗,情况有所改善。之前拿毛笔写字,看不清笔锋在哪里,只能凭手指感觉加上经验试着写一写。近些时又能够大致看得见笔锋了,虽然还不是太清楚,自己已经挺开心了。

青年报:刘老师你曾经起过笔名吗?你能谈谈你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刘醒龙:我的名字和笔名差不多,所以从未用过笔名。能将长辈取的名字用于文学生涯,也是一种小小的幸运。从人文关怀角度来说,名字对人的影响应当有一些,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写作者嫌本名不合适,另起炉灶,弄个笔名。

青年报:你是湖北黄冈人,古称为黄州,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刘醒龙:有句名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般人只晓得这话是岳麓书院的门联,却不清楚,岳麓书院这句话,是明里暗里挪用了清朝嘉庆二十四年得中状元的浠水人陈沆说过的——惟楚有材,鄂东为最。关于黄州,仅仅一个唐宋就留下杜牧、王禹偁和苏东坡等诸多佳话。真的用“斯文”二字作为概括,仍然不足取。黄冈人传统上爱读书,会读书。黄冈人还有一个传统晓得的人却不多。历史上,黄冈一带的人曾被称为“五水蛮”,其血性与刚烈也是相当闻名的。爷爷那一代黄冈人,喜欢用“贤良方正”四字作为表白,我也以为是恰当的。有“贤良”之心灵,还需要有“方正”的骨骼,才可以纵横天下。

青年报: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明代医圣李时珍,现代地质科学家李四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国学大师黄侃,哲学家熊十力,文学家胡风……这么多的名人就诞生于此。这块土地应该是你文学的发源地,你结合自己青少年生活,讲讲文学的种子最初是怎么生根的,或者最具有文学性的故事是什么?

刘醒龙:黄冈乡亲可谓群星灿烂,我最喜欢的还是只读过两年私塾的爷爷。小时候,夜里在屋外乘凉,听爷爷讲他读到的,听来的,还有亲身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坦率地说,我是不信鬼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还是会被“鬼”弄得毛骨悚然。昨天晚上,在家里看一部欧美影片,一对情侣开车来到深山中的一所独立房子,还在抒情阶段,恐怖镜头还没出现,夫人在一旁问我,敢不敢住这样的房子。我想也不想就说,我是绝对不会带她去这种房子里度假的。深究起来,这都是小时候听爷爷讲此类故事太多了。对孩子来说,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播种者。爷爷播下的文学种子肯定不是哪位前辈文学大师和某部文学名著,而是幼小生命能够感同身受的那些又爱又怕鲜活迷人的人生故事。特别是那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故事。多年以后,回到黄冈老家,望着老屋门前的水塘发呆,心想如此普通的一口水塘,怎么可以发生那么些离奇古怪的事情。等到自己也做爷爷了,回过头来梳理往事,爷爷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黄冈人都是贤良方正的!

青年报:你在黄冈的时候,曾当过县水利局施工员,县阀门厂工人,县文化馆创作员,县创作室主任,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这些经历对你以后的文学之路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刘醒龙:在基层的这些经历中,最难忘的是出高中校门第一站,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的那一阵。扛着五米长的测量花杆,独自在深深的幽谷中走上半天,感觉到四周全是动静,后来到了一处有两万民工的水库工地,独自一人挑起整个工地上的技术责任担子时,反而感觉孤独难熬。最关键的还是在阀门厂当车工。从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太大了。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工人,在工厂里各方面又都比较突出,面临的选择与诱惑比一般人更多。在如此关头,一条胡同走黑,认准文学,心无旁骛,誓不回头,这才是最重要的。之后的那些工作岗位,也让我留恋。在最需要的时候,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书桌,总是令人心存感激。这些社会生活的不同阶段,给人以历练,凡事先不要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做好当下正在做的。正是这一点让自己这些年来,每每有所回顾,总能问心无愧。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人,会说我性格不好,太过直爽,将人得罪了还不知悔改,但绝对不会有人说我工作做得不好。说这是毛病那就当是毛病吧!十年车工生活,一天到晚与钢铁打交道,今天上白班将钢坯车成圆的,明晚上夜班将铸铁车成扁的,在钢和铁的夹缝中生活,说话的嗓门比坐办公室的人大几倍,心眼再多的人,到了那样的环境,也会被坚硬的钢铁一个个地堵塞住。这些年来,写的一些作品,也曾让同行在私下里叹息,若是某些地方写得圆融一些,会更加如何如何。人的事情,不是别人能够影响的,唯一能够影响自己的只有自己。太容易受别人影响,肯定是好人,但也肯定不是好作家。

青年报:你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这部为故乡立传的作品有没有原型?你觉得把故乡写透了没有?

刘醒龙:故乡对人的最大魅力就是永远也看不透。前三十年,断断续续,明里暗里写一写,只有这一次是大张旗鼓吆喝起来,对内对外都说是在写故乡。是不是真正将故乡写出来了,在我心里还是存疑。回到黄冈老家,有没有人提起《黄冈秘卷》,自己都觉得不自在,不好意思。当然,这也比较容易理解,故乡作为精神高地和文化源泉,个人的写作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每次回老家,我宁肯与大家聊门前又开始通水的水渠,刚刚修建起来的乡村舞台,田里种的水稻是杂交稻还是转基因的,甚至还想知道昨天晚上他们玩麻将时谁的手气最好,谁手气最糟糕。

故乡的最好原型是化为无形并在作品中无所不在。

 2   在时代面前,文学不要太矫情,坦诚相见才是正道,才能获得尊重。

青年报:你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茅盾文学奖,可以说已经站在中国文坛的高峰上。获奖以来,你又写了很多书,请问你持续的创作动力是什么?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你觉得超越获奖作品的是哪一部?

刘醒龙:从二十几岁写到现在,早已做不了别的事情,继续写下去,既有动力,也有惯性。在写作才能之外,个人情怀与时代脉动通过写作实现有效审美,才是真正的创作力。只有这样的创作力,才会不失文学品相,不让读者厌烦。新近出版的《蟠虺》《黄冈秘卷》,与之前的《天行者》《圣天门口》,它们之间各不相同,无法用“超越”与否来界定。有一点,写作者的每一部新作,都必须与既有作品大不相同,必须有新的真正的创作。我有点佩服那些将一个小圈子写上几十年的同行,但是我不行,我会心虚,担心那样会对不起用真金白银购书的读者,更对不起越来越瘦的时光。

青年报:这几年你的创作似乎多以散文为主,最近一本纪实性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场感受,书写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抗疫过程。你在疫情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作家,充分体现了作为“人”的责任感。我想问一下,你这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自哪里?

刘醒龙:小说家写散文都不是有意为之,倒像是个人生活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城,全家人都困在城中,自己断断续续地写的这些文字,反而没有了“率性”。出塞外,走长江,上青藏,下南海,都是用文学的名义。将文学金字招牌挂在额头,不知不觉中会将某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带到自己笔下的文字里。疫情之下,情况完全不同,一个人写作,全家人都能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反过来,自己在敲击键盘时,也能感受到家人们的叹息与焦虑的动静。自己每写一个字,都要冷静地面对比天还要大的问题:你写出来的这些,对得起家人吗?有没有辜负一同抵抗疫情的八十八岁的老母亲和只有九岁的小孙女?是不是只凭着一己的率性将有限的信息过于放大犯下无心之错?或许某些人非常不爱听,甚至会极度反感,我还是要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就武汉封城全过程来看,你所说的“充分体现了作为‘人’的责任感”,极不可能发生在虚拟的空间里。如果没有穿过防护服,没有去过空无一人的大街,没有经历缺少食物、口罩和消毒酒精的困境,就算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只是键盘上的舞者。

青年报:可以说,你在疫情中的许多举动,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这本书,这是你在特殊时期特殊时代无意中“捡”回来的。你能否谈谈文学与时代或者重大事件的关系是什么?

刘醒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造就了好几代“战争文学”作家,包括2015年获得诺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像是一面超级镜子,照出人性当中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隐秘。这样的契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好比我们所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全员性浪漫,紧接着90年代的那种过渡时期的艰难,在00后年轻人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然而00后的孩子有权利要求长辈给出他们无法亲身体会的真相。在时代面前,文学不要太矫情,坦诚相见才是正道,才能获得自家孩子们的真正尊重。古典小说《镜花缘》,看上去是放在当年的大时代背景下,写唐朝开科选才女这样史无前例的大事,可惜作者一心想露一手笔下才华,小说没能写成上品,历史与时代也轻得如同浮萍。面对时代这座大山,文学才华不过是岁岁枯荣的小花小草,一切炫技都像蝴蝶在翻飞。

青年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蟠虺》的第一句话。我觉得你的道行非常深,你评价一下自己,你修到了哪一个层级?这部作品推出来已经七年,尤其中间经历了很多,你想不想修正一下上边那句话?

刘醒龙:将这两句话拆分来看,前一句近乎命运,后一句才是人生。命运也许还有修改的可能,人生永远无法修改。

青年报:你曾经表示,相较于那些没有灵魂与血肉的写作,真的不如回家种地或者去打鱼。你所说的“灵魂与血肉”,可以理解为文学的思想性吗?

刘醒龙:否!恰恰相反,灵魂与血肉,就是灵魂,就是血肉,再扩展一些,还可以包括骨头与神经,舍此之外,与任何其他东西无关。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写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球后,工人体育场内外发生球迷骚乱。最后一句话极其有分量,他说的大致意思是,如果这样一场惨败还不能唤起年轻人的血性,输球之后,看球的人彼此礼貌地道一声晚安,然后客客气气地各自回家——最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话——如果那样,世界将会如何看待?这就像如果当年没有《大刀进行曲》,没有《怒吼吧黄河》,没有《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周作人等一帮文人的闲适文字在十里洋场纷纷流传,世人将会如何看待?往近处说,各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历史转折以及各方面的文明进展是有共识的,对那十年的文学描写,如果没有《班主任》,没有《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没有《乔厂长上任记》,没有《高山下的花环》,我们的子孙将会如何看待曾经的父辈?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的《分享艰难》的争论,真正形成“争论”的不过单方面的猛烈批评。表面上看,说得也是,盼了几十年才有的改革,好不容易来了,谁不是打心眼里想着坐享其成,谁愿意去承受不期而至的艰难?时至今日,有些人算是明白了,但还有些人明明醒了,还要继续装睡。用简单粗暴的话来说,文学的灵魂与血肉,是一个人有没有为划时代的出现而分享过艰难。

青年报:由此又延伸出了另一个疑虑,对时代介入太深的作品,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会消失,比如作家所描写的生活和场景,可能被后代的读者所遗忘,因此很难引起后代读者的共鸣。那么,你认为这种书写的意义是什么?作品中永远不会消失的价值又是什么?

刘醒龙:可以这么说,在文学书写中,唯有爱是永恒的。因为爱,才梦想长生不老,才渴望来生来世。很显然这是一件没办法达成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在文学中穷尽一切可能,努力表现爱的天堂与爱的人间。爱得越深,对时代的沉浸自然越深。比如《史记》所写东周列国,可以用一句话管总:不过“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从对时代的介入来评价,《史记》本来就是想在这方面登峰造极,也的确做到了。然而,《史记》中还有一句话: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这句文言文的标准白话译文为:有钱有势还不快乐,不是聪明人。如此解释显然将司马迁那种“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的境界低估了。这两句话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合起来更能理解,字里行间中,引人入胜的关键还是如何爱人生,如何爱世界。

如果不是学业的需要,不是要做毕业论文,要交考试试卷,我们当真以为几十年、上百年来,那些对《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狂人日记》《阿Q正传》不吝赞美的语言,全是这些人由衷地与前辈共鸣了?在新生代的眼里,过去时代的环境需要田野考古一样的专业精神才能略知一二。任何时代都要走进历史,楚国八百年最后亡于小小的寿春,秦朝实现对中国的完全一统后也只存世十几年年。时代变迁是社会主流,文学的天赋命运是努力对这些变迁实现艺术的全覆盖,使其存于无尽长河之中,并告诉后来者,曾经的世界,曾经的人间,曾经有很多人拼命地挽狂澜于既倒,让一艘大船得以继续航行。

 3   儿子说,从小开始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想不到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却与父亲撞了个满怀。

青年报:除了思想性,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另一个要素:可读性。我们读过你的很多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个人认为,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一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醒龙:在思想性与可读性之外,还有一种经常被忽视的“趣味性”。注重“有趣味有价值”, “真诚地为生活着的人们服务”,邹韬奋先生提倡的宗旨今天仍然适用。直面生活,关注民生,对生活现象的生动捕捉可以提升可读性,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剖析依赖思想性,将二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必须仰赖趣味性。在文学中,没有艺术趣味的可读性会沦为庸俗,没有艺术趣味的思想性必然是不忍卒读的说教。

青年报:突然想到前段时间读到你的长篇《痛失》,精彩到让人欲罢不能的程度,这么好看的小说,完全没有输给网络文学。这部长篇2001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好像之后没有再版过,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这里有没有包括思想性在内的原因?

刘醒龙:《痛失》的内情一般人不太了解,与读者和小说本身没有关系。《痛失》原本是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了协议的,因为顶不住本地的那些人情世故,才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此还不得不再赶着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另写一部《弥天》。《痛失》出版后,评论家毛时安在《文汇报》写了一篇文章,最后说了一句很动情的话:中国有这么好的老百姓,如果改革还不成功,那将天理难容。评论家洪水也在《文汇报》发表短文,叹息当年对《分享艰难》的批评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北京的报刊上也有不少评论文章。小说出版的当月,湖南石门县的一家书店老板,三番五次找责编要到我的电话,只为亲口说一声谢谢,他们县里有十来家书店,自开书店以来,从没有哪一本书卖得如此之好,仅他家的书店一个星期就卖出一百多本。问题诡异在于,有人心里出现了“小怪兽”。《痛失》只卖了一个月,市面上断货后,出版社一本也不肯加印。有些出版人,哪怕他开出世上最好的条件,说出一般人不会说的好话,我是永远不可能再与其合作的。

青年报: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你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尤其有一对令人羡慕的儿女,儿子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女儿曾经给你的书画过插图,那时候她才七岁。你似乎非常低调,从来没有提起过。你是怎么看待文二代这一现象的?

刘醒龙:孩子读博士时,参加一场文学活动,当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父辈。他回答说,从小开始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想不到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却与父亲撞了个满怀。孩子的话很俏皮,也很真实。实际上,我从未主动干预过孩子的追求。孩子背向父亲开始远行,之后迎头遇上父亲,也是一种规律。年轻时,有一点叛逆之心,会对人生多一重理解。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当年父亲要我好好做“工人阶级”的一员,自己非要不管不顾地将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写小说。

所谓“文二代”是最不靠谱的一种说法,“富二代”“官二代”都有迹可循。文学天赋在一个人心里的生发,基本上是“无厘头”。文学创作的教科书,只是中小学操场上队列行进的水准,一到原野山谷江河湖海中,姿势越标准,越容易掉进不是陷阱的陷阱中。从小到大,我从未教过孩子如何写作文,也从未点拨孩子如何阅读名著。孩子能走到现在,都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我唯一做过的事就是不时唠叨,从我的太祖母一字不识,是老家有名的“要饭婆”,却立志让祖父读了两年私塾说起,希望孩子们将这条好不容易兴起的文脉延续下去。

青年报:我们来说说你的第二个身份,《芳草》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在中国文坛影响力非常大,在“千刊一面”中有许多非常独特的符号。第一个问题是,你创立了一个“《芳草》文学女评委大奖”。读者是有男有女的,文学似乎是没有性别的,你能解读一下,从女性的视角去评价文学,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用获奖作品作为证据,分析一下一连六届评选下来,与正常的文学评价吻合度如何?

刘醒龙:对这个奖,不能想多了,特别不要与“女权”勾连起来。当初的设想纯粹是应对文坛奖项有些泛滥,考虑到女性一般比较执着,一般男人更是碍于颜面不太好意思去找她们说项,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评奖的公平公正。事实上,这个奖评了六届,基本上符合大家期待。比如,藏语写作翻译成汉语的长篇小说《绿松石》,藏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用一连四期的版面重点推出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还有几位本地的年轻作者,这些作家后续的创作成就证明女评委们没有看走眼。

青年报: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的每期刊首语都是你亲手写的书法作品,运行了这么多年,反响非常好。对于你的书法作品,有人说你的书法很值钱,又有很多人都有你赠送的书法,你在赠与卖之间有没有一个原则?

刘醒龙: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看自己和管理自己时,社会身份只有“作家”这一个。拿起毛笔写字时,我也是这么与人说,千万不要将我当成书法家。平常时候,朋友或熟人要我写字,一般都会答应。书法往来本就是人与人的一种雅聚,我从不写那早被人写俗了的句子。有人喜欢我的字,我也觉得对方是看对了眼的人,一时兴起,提笔写一个专属对方的句子。人家说要拿回去传家。是不是真的传家不要紧,重要的是彼此共享这一刻的喜悦。书法作品的赠与卖,都是彼此尊重的体现。懂得尊重的人,一切都好说话。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的人生经验,你有没有比较好的书推荐?

刘醒龙:说实话,我连自己写的书都不向别人推荐,也更不喜欢给别人推荐书。我只能说说自己最近在读的书。也不是读,而是听。因为眼疾,看不清楚,现在好一些,但医生还是不让用眼太狠,所以就选了个听书软件,每天至少听一个小时。如果有年轻朋友喜欢听书的话,建议无论如何将《红楼梦》听上一遍。这个建议也面向所有有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已将《红楼梦》读过一两遍的人,重新听上一遍,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任何供人阅读的书籍都是在说话,实实在在地听书中人、书中物,说起话来,至少会有一种听人倾诉,也与人倾诉的感觉。

  ·  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之三十一  ·  

刘醒龙,湖北黄冈人,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芳草》杂志主编、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一棵树的爱情史》、长篇散文《上上长江》、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各类单行本约百余种。有作品翻译成英、法、日、韩、越南、印地、阿拉伯、黑山、波兰等语言。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中国小说学会第三届长篇小说大奖,长篇小说《蟠虺》获《人民文学》2014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背靠背,脸对脸》曾获国内外多项电影大奖。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来源: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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