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57年才合作成的音乐会,记载了中国音乐的一段发展史
2021-11-12 文体

余隆和李伟纲57年来首次以指挥和独奏的身份合作。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1964年,上海的两个音乐世家同时添丁,两个孩子一个叫余隆,一个叫李伟纲。3年后,他们成了上海音乐学院东平路家属楼里的上下楼邻居,“主意很大”的余隆不好好练琴,总会拉着“乖孩子”李伟纲一起捣蛋,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是两个小跟班一起跟着李伟纲的哥哥李宏刚捣蛋。

人生兜兜转转。“我不太喜欢接受采访,但这个我特别想聊一聊”,余隆指着李伟纲手机里的一张老照片说,那张照片上,两位14岁的少年勾肩搭背,侧脸看着远方,似在眺望未来,“其实那时候哪里会想多少未来?”他感叹的是,上海作为一座音乐的城市,孕育了很多人、故事、传说和传奇。

他们都没有想过,57年后,他们会成为各自领域里的国际知名音乐家;他们更没有想过的是,各自成名这么多年,第一次以独奏和指挥的身份合作,竟然要等到两人都是57岁、都回到出生的地方时——11月12日晚,上海交响音乐总监余隆将执棒乐队,携小提琴家李伟纲和二胡演奏家陆轶文为沪上观众带来一场中西弓弦乐器的音乐对话。

二胡演奏家陆轶文拥有超高水准。

  // 那时候的音乐家怎么成长的?//  

余隆的外公是老一辈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而李伟纲的外公、父母都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如今徐汇区重点打造的衡复风貌保护区,是他们的童年记忆所系之地。尽管当时搞音乐似乎有点前途缥缈,但音乐世家的惯性,让他们都还是练起了琴。“李伟纲兄弟两个练琴都很勤奋,所以成了著名的演奏家,我属于不安分的,只能去学指挥。”余隆开玩笑说。

当年,他们开始的梦想都是去当“文艺兵”。尽管李伟纲觉得“这是前途”,而余隆只单纯觉得穿军装“很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当兵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尤其是他们这些音乐世家的孩子。“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上海音乐学院恢复了公开招生,而此前大概已经有10年没公开招生过了,”李伟纲回忆说,“中间76年我考过上音附中,但第一轮就因为成分问题没通过,到78年时我再考取了原本想考的,插班进去。”

为了庆祝好朋友考上附中,余隆和李伟纲兄弟一起去了长风公园。“当年的意义特别大,因为去长风公园对我们来说,就像过年一样,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定好去的时间后碰到下雨或者其它意外事情,那这一年就没有机会了。”

去长风公园庆祝李伟纲考上上音。

他们没有想过,这一次的庆祝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就像他们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去长风公园不再是奢侈的事情一样。整个国家恢复到正常发展轨道后,很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蜂拥而至,甚至一些从未拉过琴的都被招了进去。不仅仅是上海,放眼全国,陈其钢、周龙、谭盾、盛宗亮这一批中国的现在最优秀的50后作曲家,“他们当时没有机会学乐器或者是手上功夫荒废了,就去攻作曲,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成了他们后来创作最宝贵的源泉和财富。”李伟纲说。

回忆当年,更能让余隆他们感叹当下。“真的没有想到,中国的音乐家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真正走上世界舞台的”,他们说,老一辈的中国音乐家也在国际上得过奖,但很有限,“哪里像现在这么频繁?比如王健的大提琴,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

  // 见证中国音乐从停滞到灿烂的这一路 //  

如今的两人都是世界级音乐家。

李伟纲成名较早。改革开放之后,入选上海和旧金山的第一个文化交流项目,开始赴美学习,1983年,他组建了上海四重奏,虽然成员有更替,但品牌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四重奏组合。而自称“不务正业”的余隆,在上音指挥系毕业之后,也赴德国留学,并迅速展露出指挥天赋,在古典乐的重镇德国崭露头角。“他的曲目库太庞大了,别人50遍才能记住的谱子,他可能10遍就记住了。”李伟纲夸余隆。

但他们都不认为,中国的音乐家闯下今天的局面,是偶然——原先的基础太薄弱了,“上海交响乐团以前就有星期音乐会,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很多古典乐爱好者,有些人每一场都一定要去,就很很‘饥渴’的那种,一定要来听这个音乐会。”李伟纲说。

他在美国苦练琴,和上海四重奏的成员到处跑了去演出,甚至在欧洲巡演,终于打下了名声。而余隆则在严谨的德国,收拢了自己的“不安分”,学到了“职业化”。如今在中国古典乐界,余隆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推动乐团的“职业化”。

“像我这种不安分的性格,去德国是去对了,”余隆说,“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高级的东西,一定是让人不舒服的,因为文明社会缘于自我约束和自我管控,交响乐团永远是不可以乱来的,它一定是有节奏的。”

余隆和李伟纲是个缩影。这一批的音乐家在中西方的交流中,用勤奋将天赋发挥到了极限,功成名就,并开始反哺中国的音乐行业,带动了中国音乐的跨越式发展。“像这场音乐会,陆轶文要来演二胡版的陈其钢作品《逝去的时光》,这本来是一首大提琴作品,但二胡版特别有意思特别值得听,”余隆说,“陆轶文作为民族音乐演奏家,她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民乐的概念了,已经站在世界级的乐器演奏台阶上了——一个中国的乐器可以变成世界级的乐器,那非常不容易的,要经历几代人的蜕变。”

余隆觉得,他和李伟纲两人最大的自豪,就是见证了中国音乐从停滞到灿烂的一路过程,“看到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

当年上音家属院的孩子们。

  //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  

余隆现在做很多音乐会,主题性很强,尤其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前不久,他让马勒和叶小纲两个版本的《大地之歌》进行对话,想告诉世界“不同文化的魅力”,而这一场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和陈其钢的二胡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也是在两个类似的乐器——西方小提琴和中国二胡上奏响弓弦奇迹。“我们这代人,有这样的使命感。”余隆说。

“好学生”李伟纲很佩服余隆,觉得“他想法怎么会那么多”,“我们因为学习分开了,1994年在纽约重逢,然后至今27年一直都有交流,老实说我很尊敬他,像1998年他就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得是多大的能量和才能啊。”

“近年来,他总是口口声声说要退休,我看就只是说说,因为我发现他的注意力已经越来越转向培养年轻一代了。当然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虽然我自己拉琴感觉现在状态还不错,但总会想着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因为觉得这很有意义。”李伟纲如今回国,担任了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教授。

而余隆仍在以巨大的精力,在中国担任了三家顶级乐团的音乐总监,推动了交响乐团组建联盟,并用“青鸟计划”开始发掘新人。“上一辈音乐家想做但没能做的事情,我们传承了下来,并将要它延伸,包括中国的民乐走到世界舞台,”余隆说,“这不是说说而已的空话,你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足够高超的作曲、演奏技术,有好的、感染力强的作品。我相信能够完成这一点。”

他说,自己这代人现在很有兴趣看到的,就是青年一代的不断成长,“薪火相传嘛,因为我们肯定不是终点,我们只会是这个路程中递交接力棒的人。我们可能有了点成就,但它只是在我们跑的这段时间里加了点速度,把秒数提高了一些,希望他们能成为真正拿冠军的后来者。”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陈宏

编辑:张红叶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返回上页 回到首页

青年报社 版权所有

广告热线:021-61173717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1-61177819 / 61177827 举报邮箱:services@why.com.cn    测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