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锋

作为一名80后作家，邹世奇与她的同代人有着迥异的审美吁求。她的小说既没有像早期的80后作家那样执迷于青春的感伤与疼痛，也没有像新近崛起的80后作家（如双雪涛、班宇）那样浸淫于历史的沉重与沧桑，而是独辟蹊径，在一种小而温暖的叙述中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个个有关历史、现实、城市、乡土、青春的隐秘故事。读罢她最新的小说集《牧马河之夏》，让我再一次为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赤诚和纯真之心所感叹，为她孜孜以求的文学和审美信仰所折服。小说中那些引而不发的矛盾、朴素平淡的情感和雅致清丽的语言，都令人为之沉醉，耳目一新。它令我想到曾经初读她的小小说《小焰火》（《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2月2日）时所获得的审美感受：淡雅清丽、恕而不怒、哀而不伤，一瞬间便被小说所营造的审美构境所深深击中了，使人沉浸其中，余味无穷。

《雕栏玉砌应犹在》和《犹恐相逢是梦中》两部小说是对历史故事的改写，但是作者并没有像一般的历史小说那样对历史进行极致演绎，甚至为了渲染传奇氛围，不惜罔顾历史的真实和写作的伦理，也没有像新历史小说那样在对民间野史的勾画和对正统历史的解构中获得叙事的快感。在这里，邹世奇通过一种颇具古典意味的叙述，为我们还原了两个深陷历史漩涡中的个体的命运遭际，传达出创作主体深深的历史关怀和和朴素的伦理情感。其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叙述了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后裔徐青君，由一个世袭罔替的王公贵族，一变而为流落街头的乞丐和依靠替人受刑为生的苦命草芥。然而作者并没有为我们呈现常见的落难公子翻身、才子佳人相遇的狗血戏码，也没有花费笔墨来渲染因果报应的庸俗观念。小说中的徐青君虽然是一个没落的王孙，但却不是什么纨绔子弟，充其量只是一个不识人间疾苦的富家公子罢了，他乐善好施，仁慈心肠，却在历史强力的无情摧折下深陷命运的沼泽之地。然而，作者并没有让他的命运就此完全陷落，下坠，直到地底的最深处，而是在他即将赴死的时刻急剧反转，在林知府的帮助下收回部分故园，从此过上寻常百姓的生活。作者所意欲表达的其实正是对这一历史人物深深的同情和悲悯。《犹恐相逢是梦中》则叙述了明末清初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葛嫰与夫君孙临，为了反抗入侵清兵不惜倾其所有甚至死而无悔的壮烈故事。小说没有因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中感时伤事的批判意识和烦闷抑郁的哀颓精神。在这里，作者对我们惯常认知中的风尘男女形象进行了完全颠覆，他们不再是浪荡风流声色犬马的不羁之徒，更不是不闻世事贪图享乐的纨绔之辈，而是深明大义，有着崇高的道德理想情怀的正义形象。它充分彰显了创作主体对历史正义的坚守以及对诗性正义的张扬。

以上两篇拟古的写作显露出邹世奇在古典文学和历史知识方面的深厚修养，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自己所见和所思的历史，并且游刃有余。不过邹世奇小说的重心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即便是《看见彩虹》这样的书写青春期少女的微妙情愫的颇具朦胧意味的作品，其内里触摸到的依然是时代转型期尖锐的现实问题。她以轻盈的笔触叙述青春时代的黯然和忧伤，以及原生家庭的矛盾纠葛。

在阅读《牧马河之夏》这本小说集时，我注意到其中的好几个篇目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群体——中师生。所谓中师生，也就是中等师范学校学生，他们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社会转型之中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1976年，共和国通过选拔优秀学生进入中等师范学校进行3-4年的教育便匆匆上岗，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任教，由此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基层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然而在新世纪以后，随着教育转型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师生乃至大学生不再享有分配工作的福利后，中师生这一曾经备受国人羡慕的铁饭碗，在短短的几年间，其地位便遭遇断崖式贬值，以致无人问津。而先前通过这条路径进入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中师生们，面对新的教育理念和时代浪潮，多少会显得手足无措。面对着更高等级的学位冲击，他们或是故步自封瞬间淹没在低文凭低学历的荒原里面，或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重新接受更为先进的教育理念，追求更高的学历学位。邹世奇小说集中的很多男女主人公都属于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牧马河之夏》中的竹青，《琉璃》中的晓苏，《看见彩虹》中的小晗，《阳光绿萝》中的谢书雯，《原点》中的清如都是如此。在小说中，他们的身份和遭遇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映照出这一群体的命运走向，例如《牧马河之夏》《晚点》中的竹青便是中师毕业后在本地中学任教，后来内心遭遇大城市来支教的大学师生们的冲击，毅然决定自考本科，一路跃升，最终成为一名作家。《阳光绿萝》中的谢书雯则是从中师生到本硕博，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小说叙述的重点虽不在“中师生”本身，但是却在另一侧面上为我们呈现了他们的命运遭际。

实际上，从农村走出去，到更高更远的大城市去，是无数个乡村青年的梦想，然而出走的过程却是异常艰辛和曲折的。当他们怀着满腔豪情壮志要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之时，现实给予他们的往往是一个又一个钉子。邹世奇小说叙述的另一个着重号便在于此。小说中那些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一方面他们要依靠自身的坚毅来让自己适应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让我住在裙子里》中的佟丽和孙勇本是青梅竹马，大学毕业后留在同一所城市，然而两人的关系最终因为一条晚礼服的租借问题走向破裂，佟丽在万念俱灰之时选择接受客户老板所赠予的房子和钞票。作者没有像很多“底层写作”那样患上一种“道德焦虑症”，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衡量佟丽的人生选择，而是选择默而不语，冷静地谛视。

需要注意的是，在邹世奇的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诸多他们这代作家所共有的精神创伤和内心意绪。不过与这代作家所不同的是，邹世奇的小说中没有不着边际的疼痛，更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故作姿态。小说中那些青春的忧思和遗憾，以及来自原生家庭内部的无法弥合的创伤与罅隙，裹挟着小说中的人物，成为他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但是即便如此，邹世奇也没有像很多80后作家那样“悬置价值”，并且罔顾事件发展的基本逻辑，耽溺于自我狭小的情感天地里，诉说着那些虚无缥缈的疼痛故事。经验有限而情感无限，邹世奇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新伤痕叙事。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或是在幼年时被遗弃，或是受到原生家庭不公正的待遇，或是小小年纪就因袭着家庭的重担，以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抚平和疗愈的创伤与疼痛。之所以永远无法长大，是因为内心的小孩从未被抚慰，于是在成长的道路上踉踉跄跄，饱受摧残。《透明女人》中的小丛幼时丧母，成长过程饱受继母和父亲的冷眼和暴力，及至工作后被男友骗走所有积蓄。每当她受到伤害情绪濒临崩溃之际，都会在恍惚之间遭遇母亲的幽灵，以这样近乎绝望的方式来麻醉自己的灵魂，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那个不幸的童年所带来的次生灾害。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邹世奇的小说美学，我会想到轻盈、中和、含蓄、淡雅、节制这样几个词语。原因在于邹世奇没有像很多社会问题小说那样，径直剖析社会问题，而失却了文学理应拥有的审美之维，也没有像很多的青春小说一般，耽溺于无休止的感伤与疼痛，而罔顾人性和社会的逻辑与真实。无论是叙说青春的忧思与遗憾，抑或呈现原生家庭的矛盾与纠葛，邹世奇都能够从容不迫，充满节制地叙述，进而避免小说滑向一种极致化的失真的叙述。比如《阳光绿萝》中的谢书雯作为一个倾听者，一直在倾听余欢欢诉说衷肠，而对于她自己早已汹涌澎湃的内心风暴，及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或点到即止，或按下不表，由读者自己去探索去补足。《看见彩虹》中的中师生小晗面对省城来的程教授，内心所激起的阵阵波澜和暗生的微妙情愫都被作者淡化处理，至于小晗的命运将要导向何处，作者做了省略处理，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类似的留白在邹世奇的小说中并不鲜见，小说中的很多冲突和矛盾大多都处于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人物之间的内心风暴也往往都潜伏在作者设置的叙事冰山之下，使其小说读来充满意味，余味悠长。

略萨在《致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曾言：“真正的小说家是那种十分温顺地服从生活下达命令的人，他根据主题的选择而写作，回避那些不是从内心源于自己的体验而是带有必要性来到意识中的主题。小说家的真实性或是真诚态度就在于此：接纳来自内心的魔鬼，按照自己的实力为魔鬼服务。”邹世奇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内心源于自己的体验”的真诚写作，而略萨的另一句话“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则是我对邹世奇未来小说创作所抱有的深深期待。

（小说集《牧马河之夏》，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邹世奇：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十届、十二届签约作家，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小说、随笔数十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入选《2017中国最佳杂文》（王蒙主编）等多种年选，出版小说集《牧马河之夏》。本文作者王振锋：1994年生，河南南阳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批评史研究。）

王振锋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