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必松

道德困境所折射的情感危机

鄢元平中篇小说《江城子》（《当代》2020年第5期），写的纯粹是一场人间的烟火，人间的桃花雨纷纷。

这是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的情爱纠缠，冯城和种兰馨是一对，万之理和田小梦是一对。

万之理离桃花最近的一次，是与钟兰馨微信上暧昧了半个月，但知是妻弟冯城心目中的仙桃，于是，马上收手转身，由衣衫飘飘的风流才子，换上厚重的教授正装。

其实，整个小说是围绕着两大困境而展开的，就是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困境和情感困境。

万之理向田小梦倾诉的中年危机，确实带有普遍性。其中包括了“七年之痒”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普遍困境。

普遍的中年危机源于信仰的缺失以及人对所谓理性的绝对信仰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狂妄，人们认为依托理性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在这种理性信仰的傲慢与狂妄背后，实则是对人的异化与人自身生存根基的遗忘。

从表面上看，《江城子》中的人物钟院长、马社长、万之理、冯冰、冯城、钟兰馨、田小梦等隶属于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但他们也只是命运的漂移者，依然只是自己命运荒原的游弋者。

小说从深层中可窥探一个像万之理这样传统知识分子固守的道德洁癖的情怀，而冯冰的自由主义倾向也随之流溢。万之理自始至终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源头活水”，也标志着其坚守文化的某种价值立场。

整个小说的结构是松散型的。作家用第三人称复制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人生遭遇，有着卡尔维诺式的繁复的叙事智慧。

卡尔维诺曾说：“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文学说到底是研究人的学问。马克斯·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阐释：“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概念。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与日俱增，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这些科学如何有价值，它们却掩去了人的本质，而不是去照亮人……可以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这样的困惑不解。”

现代性确实是一个烫手山芋。其实，这只是“五人团”（万之理、冯冰、冯城、钟兰馨、田小梦）和陶峰、马海等的俗世众生相，其实，在整个封城期间，冯城这个小人物表现得很出色。作家在小说文本中倾向于向波德莱尔一样对城市进行唤醒式的表达。

也正是在江城的疫情中，让一个鲜活的小人物冯城脱颖而出，有血有肉，有人性的悲悯和温度。他冒险接高杰的父母以及翠翠去医院就诊，表现得很仗义。这虽然是一种社会底层游离的生活状态，但正是在这种游离之中，看到了冯城身上闪烁着的人性之光。

整篇小说的烟火气特别浓。其实，浪子也有爱情，只是他们要遇到对了的人。冯城和钟兰馨的爱情，通过“新冠疫情”有了捩转和升华的迹象。虽然冯城表面上很“痞”，但在做事情上还是很靠谱的，让人物在经历了事件的淘洗后得到了成长。

生活的偶然性和矛盾性往往建构了生活的悖论和谬误。冯城到底是英雄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个“歧义性”的英雄，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诠释：“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整个小说中最出彩的人物就是冯城。

冯城这个人物似曾相识，又是陌生化，他既有“汉口码头文化”的痞子气，又仗义、热情、冲动、善良、幽暗、光明、磊落，等等，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多元的。

这篇作品中包括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乌托邦叙事”和“命运叙事”的层面考量，作家鄢元平有厚实的生活基础和沉淀，他笃信的文化逻辑是：“作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于描述那些尚处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跃的、易变的，甚至是脆弱的事物。”

鄢元平应该承袭了王朔的某种风格，田小梦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否借鉴了陈忠实《白鹿原》笔下的田小娥，我不得而知。这些所有场景的铺设，到最后冯城的死亡是具有连贯性、相关性和神秘的因果链条的，这就强化了其悲剧性的审美维度。

都市生活的立体镜像

鄢元平的中篇小说《做局》（《小说林》2022年第2期）从整体上说有一种立体感，有一种建筑之美。无疑他吸引了先锋小说诸如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的诸多元素和影响，但对其自身又是一种回归。客观地说，他是在颇有诗名，沉寂了二十多年后再写小说的。《做局》可以看作一个“二线”小说或说是“三线”小说，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情节的设置也相对平面化，但这个小说深度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浮世绘众生相”。

一条线是诚哥那条线，始终是一条“上升”的线；另一条是明心那条线是“下降”的，这是两条主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明母那条线，虽然是一条辅线，但同样出彩，是紧紧地缠绕在这两条“主线”之上的“灵魂附体”般的存在。

这部小说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俗”，俗得可爱，俗得接地气，甚至说是俗得一塌糊涂。小说的结尾，借助明母的口吻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生活事实：“为母也只能这样帮你了，你是最大股东，那诚哥必然供着你，不会看贱你。他们是骗子，是小人，是垃圾，但一旦有机遇，他们中总有一个两个能露头、发迹。”

诚哥是按照生活的底层逻辑来做事的人。什么是底层逻辑？指从事物的底层、本质出发，寻找解决问题路径的思维方法。底层逻辑越坚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大。

《江城子》中的冯城和《做局》中的诚哥有某种同质化倾向，这是作家故意设置还是巧合，不得而知。

明心命运的抛物线一路下滑。她游戏人生的态度必然要吞食苦果……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她美丽的身体。以此为资本来征服男人，甚至意欲征服世界。但她的市值是一路下跌的。鄢元平有意或者无意地设置了一个“道德陷阱”，谁背弃了伦理、道德约束，谁就会在道德的天平上处在劣势，处在被谴责的边缘。但明心和秦处离婚前的那段对话，揭示了整个婚姻观的进步和两性关系问题的规则。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进步。众人喝彩的婚姻，不一定就是最好最成功的，鞋子合不合脚，刀子能不能强有力入刀鞘，只有脚、鞋、刀、鞘知道。所以换鞋换刀，把婚姻往舒适和对等上修改，也真的是一种人性的释放。

正如有位读者所说：《做局》里有旧江湖和新江湖，但不管新旧江湖总是相通的。明母是个老江湖，更是个明白人。明心尽管浪，却仍是个痴情种，诚哥算是条汉子，终究给了明心一个未来。生活像染缸，人生总是各染各的料，岁月匆匆，繁华落尽，一切皆寂寞。

整篇小说的语言有汉味汉腔，是一篇典型的汉味小说。“门脸”“补点漏”“穹窿”“短阳寿的”“讨债鬼”“上了降头”“下黑叉子夺人”，等等，明显有着汉味市民小说的特质。按照常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语言非常重要，它应该是准确的，优美的，流畅的，而且要道前人未道的，也就是非常个性化的，要做到这些真的很难。但鄢元平在《做局》和之前《江城子》对于表达一个事件，刻画一个人物，描述一个细节，讲述一个场景中，语言的表达都很准确，这当然是第一要素。利用汉味汉腔的俚语为整个场景带去一种氛围，一种情绪，渲染和烘托整篇小说的戏剧性和画面感觉。

这部小说也描述了诸多诡异的商业智慧，甚至说是一个骗局套着的又一个骗局，这只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日常经验，在未来并且会愈演愈烈，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困惑，似乎没有解药。小说较为典型地揭示了当今社会民众的一种危机：因为急于暴富而上当受骗，又因此而彼此怀疑、抱怨、分手，甚至闹出丑闻。也就是说，各种骗局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关系，甚至改变了局中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该作品有着某种程度的警醒意义，但在其结尾之处，还是让我们在颠沛、饱经沧桑和挣扎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正常人性的回归。

鄢元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30万字，写的是知名传统媒体由鼎盛到衰落到转型的事。有评论家认为：“堪称改革开放后中国期刊业发展全景的缩影。”在小说里，他让自己充当无数角色，激情、张扬、受挫、沮丧……现在好了，一切归于正常，阳光开始灿烂，树木房屋仍然坚挺。但愿这本书能够给各位读者一些嘴角的笑纹和目光的专注。

（朱必松：自由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鄢元平：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散文》《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300余篇（首），2020年开始小说创作，在《当代》《小说林》发表中篇小说两部。在《星星》等十余家报刊获诗歌创作奖。出版有诗集《女人与风景》《赤色诗屋》，散文集《船》。现为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必松

来源: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