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敦煌印局参观游览。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新华社/图

当清代的风沙一点点掩埋莫高窟的洞窟时，谁也未曾想到，一个道士的偶然发现，会揭开一段文明的伤痛。藏经洞文献的流失，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成了刻在国人心中的屈辱印记；但从常书鸿扎根大漠，到“莫高精神”代代相传，再到数字技术让敦煌艺术永续，一代代守护者用行动扭转了敦煌的命运。这段从屈辱到复兴的历程，不仅是敦煌的重生史，更是中华民族守护文化根脉的缩影。

  一个道士的罪与罚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廷于敦煌置沙州所，两年后升为沙州卫，并从甘肃56州县移民2400多户到沙州屯垦。乾隆年间，沙州卫升为敦煌县。清廷对敦煌的营建，与其强化对西部地区的统治是相关的，旨在将敦煌打造成通过控扼河西走廊，统摄西域的军事重镇。

说来讽刺，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当过兵，后出家当道士，云游四方。大约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王圆箓落脚敦煌，招揽信徒、接受布施。按照后世的叙述，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为利益所驱使，廉价卖给寻迹而来的外国冒险家。

1900年6月22日，雇工杨某在清理某个石窟的甬道时察觉到墙壁上有裂缝，朝里望去，似乎隐藏着些东西。王圆箓闻讯后挖开墙壁，露出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洞窟，借助微弱的烛光，他看到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经卷、写本、拓片、绢画等文物。他不断从藏经洞取出文献，拿给熟人、朋友看，颇有些待价而沽的意思。如愿意收购，他就出售。这样，藏经洞文献在民间流传，渐渐被一些高官、学者接触到。可惜欣赏之余，竟无人想到前往敦煌，一探究竟。

王圆箓最终迎来了一个外国“金主”——英国考古学家、冒险家斯坦因。

1906年8月，斯坦因深入我国西部地区，盗挖了大量文物。1907年3月，斯坦因一行抵达敦煌。彼时他并不知道藏经洞，仅仅是路过，顺便考察一番。打听到藏经洞的信息后，斯坦因两眼放光，立刻意识到遇到了宝贝。经过讨价还价，他以130英镑的价格，从王圆箓手中购入24箱古代经卷文书，5箱绘画、刺绣及其他工艺品。

交易过程中王圆箓耍了心机。他有意留下书法水平高、保存较好的文献，尽量把那些残破的，或者用汉语以外文字书写的文献交给斯坦因。谁知弄巧成拙，斯坦因由此得到许多梵文、于阗文、回鹘文文献，学术价值极高。

游客在参观敦煌文博会上的展览。

  一段刻骨铭心的屈辱史  

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等，盗走了包括藏经洞在内的大批敦煌文物，给这座千年古城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此时清廷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电令甘肃方面把敦煌所余经卷押送到北京保存。结果一路上官吏不断窃取，送至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8000多件断编残简了。这决定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一开始就落后于人。这才有了这样的屈辱性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海外。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史家陈寅恪发出的喟叹。彼时，敦煌文献中的精品大多流落于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地，中国学者要研究，只能自己去。于是张元济去了，刘半农去了，胡适去了，郑振铎去了……一代中国的文化精英，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纷纷出海“朝圣”。

其中郑振铎的经历和感受颇具代表性。他于1927年5月先到巴黎，首站法国国家图书馆，借出的第一本书是被伯希和盗走的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接到抄本的那一刻，他激动得双手颤抖。此后郑振铎前往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查阅被斯坦因买走的敦煌文献。不列颠博物馆有一条规定：善本只准看，不准抄录。郑振铎只好先背一段，再到外面记下来。可这太累了。正在伦敦的老舍、朱光潜等人闻讯赶来，帮着他轮流背诵、默写。

这段经历让郑振铎刻骨铭心，后来他说过一番沉痛的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同样在1927年，来自杭州的常书鸿赴巴黎学油画。家境优渥的他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旧书摊上找到一本伯希和编纂的《敦煌石窟图录》，大感震动。在爱国热情的召唤下，常书鸿毅然回国，立志让敦煌学在祖国扎根，荡涤耻辱。1942年，中国政府决定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积极响应，并亲赴敦煌。当他历经艰辛来到莫高窟时，立刻被这浩瀚璀璨的艺术天地吸引，开始如饥似渴地临摹、研究。从此，常书鸿的人生轨迹就和敦煌的重生与复兴重合起来。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偷盗的历史。而真正将敦煌学发扬光大，还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代代敦煌人的“莫高精神”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将其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办所方针。同时，通过组织分配、调动等方式，吸引了包括樊锦诗、孙纪元、关友惠、杨同乐、万庚育等一批年轻人，为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也使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更为系统、科学和专业。

1963年至1966年，国务院拨款99万元用于莫高窟大规模加固工程，共加固石窟195座，岩壁363米，挡墙砌体及梁柱7000余平方米。此举解决了石窟所面临的风沙雨雪和日照危害问题，莫高窟保护迎来了根本性的好转。

但毋庸讳言，条件仍然是极其艰苦的。历史照片显示，敦煌莫高窟到处是断壁残垣，哪怕经过加固工程，工作人员仍免不了经受风吹沙打、日晒雨淋。一代代敦煌人就这样与大漠戈壁相伴，忍受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痛苦，以坚忍的毅力和卓绝的努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守护着国宝。

说“默默”一点也不夸张。百岁高龄的孙儒僩主持设计并实施了莫高窟多期石窟加固工程，还参与过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的保护修复工作。在《我所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一文中孙儒僩写道：“即便是已开裂或即将倒塌的塑像、空鼓起甲的壁画，也是或修缮扶正，或修复加固，都是修旧如旧，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然而以孙儒僩为代表的“打不走的敦煌人”，在乎的从来不是个人印痕，而是守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一代接一代奋斗，与风沙对抗，和时间赛跑，用“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辛勤耕耘于大漠之上，不断探索、持续创新，誓将敦煌学发扬光大。

迈入新时代，为让敦煌壁画、彩塑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文博界进行文物数字化探索，形成一套科学的壁画彩塑数字化技术，制定了十几项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标准与规范，“数字敦煌”建设成果喜人。与此同时，随着方法、技术、手段升级完善，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均处于全国乃至国际领先地位。

1957年5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造访敦煌，他赏壁画、观塑像，不断地发出惊叹，完全沉醉在敦煌艺术中。更令他欣慰的是，通过敦煌人的不懈努力，“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屈辱局面终于得到扭转。临走前，郑振铎欣然题词：“千年之美，毕集于斯，诚可谓为民族艺术的大宝库也。”

敦煌文博会展现多彩丝路文化。

Qa 生活周刊×张涌泉

张涌泉，敦煌学专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带领团队致力于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

敦煌是文明互鉴的历史参照

生活周刊：敦煌文献一直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请您介绍一下它的价值和意义。

张涌泉：首先是跨度长，纵贯600多年。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批写本文献，最早的是东晋的《法句经》，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历经十余朝。这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档案序列，为早期中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时间标尺。其次是内容多元。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也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之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奠定了敦煌文献多元性、丰富性的基础。此外，敦煌文献涵盖名籍、户籍、田籍等籍账文书，买卖、佃租、借贷等契约文书，以及律、令、格等法令文书，它们大多出自下层官吏、僧侣和庶民之手，文字质朴，内容真实反映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实态，构成了一部鲜活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生活周刊：近代以来，大量敦煌文献流落海外，那么它们的散布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涌泉：据初步统计，现存的敦煌文献共有7万余号，分散收藏在全球数百家机构和个人手中。其中英国17000余号，法国7000余号，俄罗斯19000余号，日本大约有1500号，国内收藏25000余号。敦煌文献的数量虽然多，但很多是断编残简，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

生活周刊：请介绍一下工作情况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张涌泉：“缀合”是指通过比对残片文字、笔迹等特征，把分散的文献碎片重新拼接复原。我和我的团队是在2007年左右开展这一工作的，经过18年努力，缀合残卷数超过17500号，其中佛经类文献的可缀合比例达27.8%，超过四分之一。今年4月，我们已经将部分成果结集出版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一书。通过研究，我们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莫高窟藏经洞实为存放修复材料“古坏经文”之所，也就是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故经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卷。同时，我们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提出残卷缀合的基本流程与12项具体准则，包括内容相邻、字体相同、书风近似等关键要素，从而构建了一套可操作、可推广的方法体系，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敦煌文献研究在当下的意义？

张涌泉：敦煌文献的研究史，也是一部中外学术交流史。更重要的是，敦煌承载的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为当前的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参照。目前，我们努力构建敦煌残卷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用统一标准推动各国所藏敦煌文献资源无障碍流通，真正践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理念。相信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协作的深化，敦煌文献将继续扮演“文明使者”的角色，让丝路两端的人在回望历史中，更好地进行交流与对话。

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文 新华社/图

来源：青年报